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4)04-0005-06 一 “新民主主义”界定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一个新历史的起点，认为中国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代。在这个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定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推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也是新民主主义的，其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形成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其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的，并且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632～633页，第658～659页。）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界定，成为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对新文学历史性质判断的基调。但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几部文学史中，并非仅仅是众口一词的，而有着各自的理论声调和表达方式。 王瑶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中，专门有“性质”一节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肯定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这一大前提规定了新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引皆同。）在此他作了两个辨析，将新文学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区别开来，试图说明由“五四”到1949年“文代会”的新文学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定性。王瑶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理解，基本上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新文学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持的立场）。在理论运用上，他着眼于宏观把握与前提设定，侧重从历史和社会性质角度加以阐发。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认定，实际上是将新文学史的叙述导入了“新民主主义”的语境中。而关于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在机理，王瑶并没有直接嫁接上凝固化的政治结论，使之更加鲜明和清楚。这一方面与他个人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王瑶在“新民主主义”性质基本界定之下，进行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自主性策略。他的潜台词是，“新民主主义”界定运用到文学领域，并不能产生与之完全一致的“客观对应物”，文学有其自身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新文学史的内部运动也难以对应社会政治加以简单明晰的描述。这样，王瑶实际在“新民主主义”这个大前提下，对政治化的界定作了一些调适和发挥，为文学史写作预留了相当的“文学”本位的空间，这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各章节的具体展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瑶的做法，主要还是试图协调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尝试在一个政治化的语境中进行文学史叙述。这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如《绪论》和各章节存在着某种“断裂”，“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界定并未得到时人所期待的具体论证，造成基本论断与具体材料分析的某些支离。（注：参阅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在出版后受到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缺陷，在1952年8月由出版总署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上，就有与会者就认为：尽管作者在总的叙说里表达了政治观点，但在具体论列时就被抛开了。（注：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张毕来在其《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的《导论》及第一章第一节中（注：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以下的引用参见该书的《导论》及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着重讨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文化运动的背景和特征，不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前景性的思考，而且对“五四”时期本身也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注：张所认为的“五四”时期，与主流意识形态表述的以1919年为起点有些出入，他认为“五四”是指一个起迄不十分明确的时期，大约从1918，1919到1922，1923年之间。见《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个注解。）在具体的时间和细部问题上（如“五四”前夕思想文化特征的论断，1917年初《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以“五四”为界，将新文学运动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一战”后期到“五四”前夕，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后一阶段则从“五四”运动开始。但是一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者就急转直下，放弃了这之前的相对缜密的理论思维，很本能和简单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界定，这不禁给人以阐释和结论之间的某种“突兀感”。我认为这种表述状态的形成，是根源于作者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五四”之前，“这文学情况显然远远落后于现实。”张毕来已经意识到政治现实和文学发展之间的不同步性，但是他不像王瑶那样试图铺开一个虚泛的政治背景以容纳文学空间，而是实地考察新文学的政治化外部环境，在他的表述中就是“新文化运动”。这里的“新文化运动”是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来理解的，即它是“新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五四”前后思想文化状况的分析，其实是为了给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一个广义而贴切的政治前提。因而我们看到，张毕来对新文学性质的界定其实以“三段论”式的结构来作出：大前提是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小前提是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结论为新文学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在这样一种外部研究的思路之下，固然偶有似乎与主流观念相龃龉的“出格”之论（作者个人的学术个性当然发挥了影响），但从理论的深层状态来看，政治化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其实已经渗透在文学史写作的内在层面了。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上，张毕来无疑较之王瑶更为切近和本色一些。尽管有些“小节”上的芒刺，但因为对“大端”的适应性和感应性，张毕来的文学史还是顺利地进入了主流文学史的生产和传播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