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5-0175-07 一、“历史语义学”和词语的力量 理论范式上的“关键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以雷蒙·威廉斯出版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为标志，其以“辞书”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来建构出一套开放多元的理论话语体系，并形成一个彼此应和、互文参照的思想场域。《关键词》原本为威廉斯在1963年为其另外著作《文化与社会》准备的续编部分，也即附录和注释，因为出版商认为其过于臃肿，这近百个词条在出版前被删掉，时隔13年之后，威廉斯将续编部分增删修订为131条后重新付梓成书。按照作者的意思，《关键词》一书漫长曲折的成书历程对应着社会词汇意义的演变衍生过程。书中倡导的“历史性语义”(historical semantics)研究，关注语言的词源发生和历史演进两个维度，也即词汇的历史风貌和当下意涵，侧重的是过去和现在“意义共联性”，而核心要点就在于“跨界越类”(cross categorical boundary)和“语义场”(semantic field)。这种理论特征和西方思想界当时的“语言学转向”是保持一致的。索绪尔曾经言及：“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1](P.158)由此，语言已非单纯沟通交流的媒介工具，而是具备独立的思想意义。换言之，语言议题替换了存在问题而上升为本体论，而关键词则成为思想的灵魂。除此之外，从思想渊源上来看，威廉斯的方法原则明显受惠于福柯的《词与物》。《词与物》又名“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福柯的写作缘起来自于对百科全书条目分类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这种分类实际上标注了思想的限度。“因为它阻碍了命名这与那，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事先摧毁了句法，即丧失了场所和名称共有的东西。”[2](P.32)藉此，福柯以《词与物》来重新思考意义自明、理论自洽的原定秩序。福柯在书中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知识考古”(knowledge archeology)，所谓“知识考古”并非一门历史学问，而是重新审察和考辨知识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实践何以产生的“合法性”。“考察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撰写‘认识型’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间断历史。”[2](P.4)其通过断裂和非连续的方式来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知识的生成过程，破除了主体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迷雾，质疑那些线性历史所建构的宏大叙事，打捞起那些被“整体性历史”边缘化的、遗弃的历史经验，从而还原出历史知识的本原状态。这一思考维度提醒我们理所当然的词汇陈述也可以不必为然，而习焉不察的语言习惯不过是后来的文化建构。 一般而论，学术著作卷轶繁复、浩如烟海，其中还不乏鸿篇巨著，我们究其终生也实难窥见全貌。不仅如此，许多理论晦涩坚硬，深奥散乱，由此阅读体验并不愉快，而往往正是这些理论术语让人们都退避三舍，它们常常使读者坠入词语的深渊、迷失于思想的丛林而不得其径。而关键词的出现恰如在文献迷宫当中遭逢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藉此，我们通过对基本概念展开语言清洗式的学术梳理并对“术语群”进行正本清源，通过词语的钩沉辨析来使得理论自身走向澄明，以散点透视的学术线索来完成整体性关照。以此来探绎历史脉络中的多义痕迹，强调词语意义的历史生成，并深描出有关于词语的思想谱系或全景肖像，由此，这一过程已然呈现出研究的历史性以及解读的多重性。此外，关键词的选择以及篇章安排已然超越了单一学科范畴，指向的是理论话语互涉和跨学科实践。譬如著名的Routledge出版社就曾经以一人一词或者一书一词的丛书系列形式来梳理考察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并形成了相互呼应、整体关联的“文化场域”，在学界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关键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词语之确定意义，具有一定的“非辞书性”，因为作为工具书，其词条是各行其是、自洽自足的，辞典静止的定义方式往往只是对有限本质的解读和寻绎。而关键词写作中的词条之间却是盘根错节、参差错落的，它们之间存有斑驳陆离的应答、呼应或者对话的关系，作者用这些看似习以为常、平淡无奇的词条建构出一幅声色并茂的全景图。正如威廉斯在《关键词》中的声明，“这既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其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3](P.6)。“辞书式”的汇编形式将会遮盖关键词的丰富内涵，并隐匿了词语具体的文化语境，而一般常见的百科全书或者牛津字典、韦氏词典对词汇的解读主要还是集中在词义变化的梳理，其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词语难免会发生误读或错位的现象。而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强调的是辞书所欠缺的字义之间的“关涉性”(connection)和“互文性”(interaction)，并以此完整呈现出语言发展过程当中的“意义流变”，这种明显的“非辞书性”决定关键词研究并不是竭力在为语词做定义、疏证，也并不是对重要术语进行诠释汇编。换言之，威廉斯就是要寻绎命题范畴的历史生成以及原始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其衍变发展的流程，将概念的内涵还原到曾经真实的语境中去，从而再次激活对话、发掘出词语的动态语用实践，并解读其延伸之新意以及现代价值之转换。由此，关键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词语“不证自明”的本质幻觉，在看似平滑的意义背后重新寻绎到矛盾之处，并深入反思这种矛盾背后的文化根源。正如McLaughlin所言，关键词研究“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词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4](P.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