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命名是使某一词语指称和抵达事物的方式，以何种方式命名决定着我们以何种方式进入。考察最近几年的文学状况，以新名称、新流派划分和归类文学的现象，显示出批评界的极大热情，每一种命名和分类，如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表象等，均指有相应的文学现象。客观地说，对这些文学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能够比较清晰概括、了解当前的文学现状和文学动态，整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这些名称的观照和归属下，趋向明朗。命名的有效性确实带来了认识上的便利，创作上也给作家诸多启发。然而任何命名活动又都有它的随意性和遮蔽性，并且会相应带来它的负面效应。 新市民、新体验小说的设定和划分，都是从题材上入手进行的。“新市民小说”偏重于从题材的范围上认定，在时间概念上，以表现市场经济启动后的生存状况为主，在空间范围内，多限定在城市，表现城市经济大潮和商品社会的生活。“新体验小说”强调的是“亲历性”。它的初衷并非针对题材而来，而是为了抗争和克服作家之间相互吮吸现象，倡导写作应溶入作家个人的鲜活体验，溶入个人的真实经验。这是一些关注心灵和探讨人生的作家为自己打出的一面旗帜。但对“亲历性”的张扬，强调所写题材必须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叙述观点也须以自己所见所闻为线索，这就使作家的目光，仍旧停留和纠缠在题材上，独特之处仅表现在题材的性质上。它更容易导向的是新闻性写作，而不是头脑和心灵。倡导者的主旨和真正的编辑意图无法被这种命名和分类所凸现。由此，新市民、新体验等，就很自然地把读者及作家的视线引向对不同范围的题材及叙事方法的关注，而文学更为内在的一面，它的精神内涵，文学发展的精神走向和思想脉胳，被这种命名和分类所掩盖。它使相当一批文人在观望文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的精神要求，失去对思想内涵的警觉。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思考的深度，则被这种分类所遮蔽。 新表象小说则专门指称那些放弃社会历史、放弃人文关怀的写作。按照陈晓明的界定，它的特点体现为：“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书写。”所谓对表象的书写，即对没有内在统一性又缺少价值规范的表象世界的书写，是对这个没有“伟大意义”“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的破碎的表面化、单面化生活的书写。而所谓表象式书写，则专指此类小说的写作态度。首先，写作是表象的随意流动和任意拼接，是物象与物象的纠缠，表象向表象的滑动，场景向场景的转移，不再是对命运、对存在、对自我的探讨和表达。其次，写作放弃任何深度意蕴和追求，不追问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表象就是表象本身，表象背后没有任何内涵，意象就是意象本身，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任何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被淘汰出局，写作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所写生活和事件，不投入任何思考和反省，轻松而平面。当然，作家以什么态度写作，是完全个人的事情，文学理应尊重个人的选择。但由于这种分类和命名的强化，以及评论界对此的反复渲染，不但使一些青年作家改变了作品的叙述态度，也影响了一些刊物的编辑意图。此种写作状态不但成为前卫性话语中心，并且，它所得以成立的否定性前提——放弃对生活的思考、不追问价值和意义等，也同时获得了主题性话语的位置。 新状态小说则意欲囊括当今文坛所有新老作家作品，对一切文学现象呈一网打尽之势，但终因名称外延的大而无定而丧失其指称功能。一个能指称任何现象的名称，是一个没有任何固定内涵的名称。 分析这些名称的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在文坛上的作用，恰恰相反，正因为它们在文坛上的功能太强，过于耀眼，才有必要强调因它们的光线遮掩着的另一面。比如，一批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里执着追求的作家作品，有可能处在所有这些分类和话语之外的无名中，如李锐、朱苏进、王安忆等等作家作品。谁都无法否认，他们的思考和写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凝聚，是九十年代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但却被这些分类话语所遮蔽。这不能说不是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留下的一大遗憾。因此，批评需要另一个相对有别于这些分类命名的精神性视角。 二 如果把新近时期的文学纳入到思想或精神发展的理路中考察，可以直观地看到三个不同阶段特征，即：文学从“社会关怀”到“个体关怀”，进而到“终极关怀”。（以下简称三大关怀）。“关怀”是个意向性很强的动词，它表明主体对某一问题或事物的关切、重视和询问。文学的三大关怀，表明文学作为这个时代精神主体，它所思考和关注的对象，它在这个时代留下来的可供查阅的精神历史。“三大关怀”是三个相互关联又依次推进的思想过程。从新文学发展的思想史这一角度来看，它无疑是一份新时期及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档案，它呈现了当代文学在精神发展上走过的痛苦反省及其求索的艰难历程。 ⒈社会关怀，即对社会道德、重大的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及官场、法律、体制、改革诸类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披露和表现社会问题为主的作品。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潮，是以社会关怀为主的。“八五新潮”之前的作品，包含着极大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激情，这激情主要来自巨型话语或集体情绪所造成的个性压抑和个人尊严的丧失。随着对一些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清理和反省，一部分敏感的作家，开始认识到我们民族所经受的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除了政治原因以外，还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部分作家的视野，便从政治层面转移到文化层面，出现了文化上的寻根和反省。汉文化长期造成的群体掩盖个体的状况被触及，这种政治批判和文化寻根是社会关怀的最初形态。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精神还处在膨胀虚浮的集体情绪中，社会关怀的内涵还远远没有沉淀和深入。但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被它打开了。随着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特别是对批判本身的反省，个体存在于社会性话语中的遗忘和逃脱开始被意识。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每个单独的个体都把责任推向社会，推向他人，推向个别的决策者。所有社会历史的责任都由他人承担，而每个参与者均与历史事件无关。这种社会批判对个体的忽视，个人责任在社会历史中的遗忘，是造成灾难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社会缺乏大批的责任个体和自由个体，暴政和专制才得以形成。因此，个人生存的位置，个人生活的真实性，个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等，随着创作对社会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逐渐被作家所意识。对个人生存权利和个人存在的真实性的表达，成为一部分理性意识较强的作家自觉清醒的追求。文学开始从膨胀虚浮的集体情绪中走出来，一部分继续关注社会政治历史的文学作品，开始以审视的目光追问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真实存在状况。社会关怀，在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批判和审视中渐趋成熟。李锐、王安忆、梁晓声、张抗抗等作家的一批有份量的作品，包含着对时代历史的凝重思考先后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