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教授在1995年12月就其中文版文选的出版接受该书编者访问所作的长篇谈话的第二、三部分。其第一、四部分以《理论的历史性》为题，刊发于《读书》1996年第8期。 ·编者· 张旭东：我想您的读者大都能看到这一点，即在您的批评文章中“政治”和“美学”两者都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您文章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还是要问，“理论”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一个核心环节，在此，您不但获得了一种“哲学”形式和个人风格，也获得了某种权力，主体性、某种思维的原则。这使您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事物进行读解和编码，并在叙述中保持某种一致性、连贯性和能动性。人们能说现在的文化语言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语言，而您却似乎不受此约束。这一切能不能反过来在理论中得到解释呢？又能不能同您在理论上的潜心研读联系起来呢？ 詹明信：在此，我们同样只能给一个历史性的回答。我的早期理论著述[按：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语言的囚笼》]似乎是为我后来的文化分析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它们却也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那时，法国和德国的批评传统在英美世界都远非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将这些理论大众化、“庸俗化”。在此“庸俗化”在法语里的意义是教学上的普及而已。现在，有关这些理论的种种翻译介绍层出不穷，传播甚广，美国知识界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在理论上变得不那么肤浅幼稚了。象我那两本书那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必需的了。要说新理论，如果新理论可以被不断创造出来的话，比我更适合这种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具体的阅读只有当它包含理论要旨的情况下才令我感兴趣。因而在我的工作中理论与阐释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密的。当然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也有许多我觉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文本我一直没机会写到。并不见得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有资格写什么：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人总觉得只要你对什么感兴趣，就总有就这些事情发发议论，我对一些伟大的文化新闻工作者深怀敬意。伟大的文化新闻写作总是能够对时下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立即回应。但我自己的情形不同，让我觉得谈起来精神振奋、言之有物的作品得让我能全神贯注于具体的理论问题。反之亦然，在我谈理论问题时，也从不愿脱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尽管有些人看来我有时候过于抽象。我对许多哲学问题兴味索然，因为它们无法同具体作品和具体环境相结合。 从更大处着眼，你所说的我的方法上的一贯性只有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何以思考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的原因。八十年代以前的语境同目前相比显得更为清晰、稳定。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至少我所描绘的那种后现代一下子同一些非常基本的基础结构性变化勾连起来。这些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这便给了我一个融汇贯通的框架来审视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也许别人手边上并没有一套现成的历史分期理论。 张：但这种历史分期论的框架来自马克思主义。 詹：当然是这样。它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我的一些同事和同志认为对后现代主义作历史阶段论的分析是向资本主义花里胡哨的趣味妥协。但这种历史阶段论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尽管这还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最终达致目前形式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动态。我认为这些是资本进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证。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有人刻意避免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样的字眼，因为这恰恰表明他们了解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立场，了解这些立场的政治含义。有人指责我在以阶级观点看问题方面做的不够。这也许是事实，但我相信阶级、阶级动态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我看来它们总是活生生的。但是它们在今天的存在方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存在界线分明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一清二楚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整个局面比以前复杂得多。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但我认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这样那样地谈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终触及到经济结构。如果你总把自己局限于阶级，你就会很快陷入有关权力的政治考虑，这反而会让人丧失同经济结构的联系。因而我对福柯等人强调权力的作法未敢苟同。我觉得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的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份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 张：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哲学了呢？ 詹：不，我不这样看。德里达在他的近著里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我同意他的观点。马克思与弗洛依德两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们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世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然，有很多极为重要的哲学思辨或理论建设给人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感觉，比如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这样一本书。我还曾大逆不道地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未必不能这样读。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面。这幅画的名字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写作方式与陈旧古老的哲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如出一辙。你从“物质”出发一步步往前走，如此等等。我对这种观念一直是强烈抵制的。也许在一个非常空泛模糊的意义上我们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哲学。但我不会在任何实质意义上把它当哲学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