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4-0147-09 张江：今天很高兴来到苏塞克斯大学与各位专家学者座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诗歌，对文学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也多有关涉。我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关注，可以说是从研读本尼特①与罗伊尔②先生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1]一书开始的。我们今天的讨论，将围绕劳伦斯的作品《菊花的幽香》(Odour of Chrysanthemums)展开。除了《菊花的幽香》，劳伦斯的其他小说，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在中国也很有影响。我本人阅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有的还读过很多遍。 本尼特：感谢各位到苏塞克斯大学参加座谈。我阅读了张江教授的《理论中心论》[2]一文，想首先就该文谈几点看法。我认为，张江教授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尤其是张江教授提到，作为文学研究的目标，文学文本本身很重要；文学文本有一个核心含义，而核心含义又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张江教授提出的文本的核心含义、作者意图等重要问题，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也已经有大约百年的激烈争论，过去三十几年中尤为如此。 我首先要提出的一点是，文本的核心含义及作者意图究竟只是批评家及理论家所争论的议题，还是说西方文学本身的一些重要传统就对意义及意图有所关注。我本人是赞同后一种说法的。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作者会思考文本中的含义是怎样运作和体现的，同时，就文本是否有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唯一的核心含义这一点也曾展开争论。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所著《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中提出：“一切崇高的诗都是无限的”，“尽管可以揭开一层又一层的面纱，意义最赤裸的美却从来不会暴露。”这里是说：纵然可以解开层层面纱，但没有一个核心。 第二个例子见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其中，叙述者马洛有一段话颇为有名，说的是对他而言“一个片段之含义并非像一个内核一样居于其内，而是存乎其外，环绕这一故事、使之显现，犹如一束亮光可以使雾霭有所显现一样”。就是说，它不是存乎其中，而是像雾霭一样环绕在外。 第三个例子是“剥洋葱”的比喻。我认为，这个比喻在西方文学中是很重要的。它是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普鲁斯特》(Proust)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大意是说艺术创作就像剥洋葱或剥菜花一样，似乎永远都没有中心。 总而言之，作者常常认为意义难以最终获取，这是西方文学中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呢，还是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关于文学本身的概念问题? 张江：非常高兴本尼特先生能够很认真地阅读我的论文并且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理论中心论》一文的写作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去中心”、“去本质”、消除“二元对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者可以对文本无限阐释和演绎等哲学、历史、文学领域的西方思潮或理论倾向，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与构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从文学意义上讲，它关系到文本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而从更深层次上说，我们要研究文本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文本意义的构成方面，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认识文本。从历史认识的角度考量，对于过去的历史事实、文本事实，后人应当如何进行理解和阐释，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西方文艺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类理解的理论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点问题和基础性问题，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对待。 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源于《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一书关于理论的表述。就对文本的理解而言，我同意对于文本可以有多元的解释，但是我不同意只承认有对文本的多元解释却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作者对于文本本身的构造及作者意图的做法。我认为，无论怎样消解和抵制意图，作者意图总是在场的；作者的意图构造了文本，决定着文本的质量与价值，影响他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无论我们喜欢或承认与否，意图总是贯穿于作品创作的全过程，展开并实现于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等全部筹划之中，指引我们按照作者的愿望去理解文本。艺术创作有没有意图或目的，是一个伪命题。主观地以为他者可以脱离作者意图而独立地决定文本的意义或意味，只能是臆想。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作者意图进而生产文本的历史传统和语境，这是正确理解和阐释文本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