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10-0115-05 一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无疑是文学与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一般而言，最早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应数德国批评家J·C·赫尔德，他的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每部作品都看作其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他常常论及气候、风暴、种族、地理、习俗、历史事件乃至像雅典民主政体之类的政治条件对文学的深刻影响，文学的生产和繁荣发展依赖于这些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赫尔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总体上是正确的，然而当他具体从气候与种族的差异来比较荷马和莪相的差异时，则有些含糊不够严谨，就像他谈论欧洲各民族的文学兴趣那样粗疏轻率过于印象派了：“意大利人爱唱歌，法国人爱用散文诗进行说理和叙事；英国人则用它毫无音乐节奏的语言来思考。”① 斯达尔夫人承续了赫尔德的遗风，1800年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13年又出版《论德国》。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序中，她明确表明文学研究的任务是“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斯达尔夫人对南方与北方文学做了有趣的比较：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带有忧郁和沉思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北方阴沉多雾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的产品；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则耽乐少思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也与南方的气候和风光密切相关，这里有着太多新鲜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树林。自然的美丽使得南方人有“较广的生活乐趣，较少的思想强度”。在另一部著作里，斯达尔夫人进一步探讨民族心理、社会环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并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受其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所制约的；文学的人物和内容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体现，而人们对文学的评价也受其社会条件差异的影响。 19世纪的泰纳沿着赫尔德、斯达尔夫人以及孔德的方向，继续讨论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著名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泰纳明确提出影响文学的生产与发展的社会因素有三大方面：种族、环境与时代。泰纳认为“种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遗传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文学生产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环境”包括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文学的“外部压力”，泰纳以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影响：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惊涛骇浪的海岸带以及阴湿的森林地带，人们往往“为忧郁和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因而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和流血。”而在可爱的风景区和风平浪静、光明愉快的海边生活的人，则“向往航海或商业，没有多大的胃欲，但一开始就对社会事业发生兴趣。”②这种生活倾向或生命气质的不同必然带来文学气质的明显差异。而“时代”则是影响文学的“后天动量”，它是一种既定的推动力。时代走向制约着某种文学才能和风格的发挥，这种制约是通过时代精神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理而产生作用的。泰纳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植物学，并声称自己是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在《艺术哲学》中，泰纳以艺术史为例继续证明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两者之关系如同自然条件与植物生长那么密切。泰纳认为希腊雕塑的繁荣与其特有的气候和地理因素分不开。一方面，四季温和的气温使希腊人有可能长年过着露天生活，他们的形体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雕塑。另一方面，地理上希腊是岛国，为防御异族入侵，人们长时间过着锻炼与竞技的体育生活：角斗、掷铁饼、拳击、赛跑等等使希腊人的形体更趋健美。这些都是希腊雕塑得以繁荣发展的因素。 从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到泰纳，在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都十分重视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乃至自然风景等等，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们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其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性情气质的确与其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微妙的关系，而文学是人学，通过人这个中介，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联。这种对地域与风格形成之关系的认识是最素朴的文学观念之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同样也可以找到丰富的论述。 地域不仅塑造了人的体质，而且塑造了人们的性情：“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③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如《史记》、《汉书》、《晋书》和《世说新语》等中可谓俯拾皆是，并被大面积地引入文学论述之中，成为解释文艺地域风格形成的重要维度。 自然环境塑造了人的性情并且决定人们适应环境和社会交往的方式，而人的性情和语言文化交往方式则是影响文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这颇有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纵论各国风诗开始到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讨论地域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已经成为古往今来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朱熹《诗集传》在谈到《诗经》中的国风之一“唐风”时，也突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巨大影响：“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④直到明代的屠隆和清人李东阳、孔尚任、沈德潜，甚至到近世的梁启超、刘师培和王瑶都沿袭了这一文学地域论传统。 屠隆在《鸿苞集》认为：“周风美盛，则《关雎》、《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骢》；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⑤如果说屠隆侧重于地域风俗对文学风格的影响，那么沈德潜和孔尚任则强调了自然山水对诗人情性和文学品格的塑造功能。沈德潜指出：“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⑥沈德潜在《艿庄诗序》中显然继承了刘勰的“江山之助”说，认为：“古诗人，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属之地。”在《古铁斋诗序》中，孔尚任明确地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情性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北人诗隽而永，其失在夸；南人诗婉而风，其失在靡。”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