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文学语言中的性别问题，符号是一个重要概念与对象。因为符号不仅构成文学语言的有机成分，而且还构成其特定的修辞元素与意义。一个符号所意蕴的性别性，最终都被体现为文学语言的性别性。这种性别性出现在每一个具体文本中的具体形象上，并在融入被塑造或被接受的过程中而发生其不可思议的定向作用。 而要揭示符号所具有的性别性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女人”“男人”这样的符号与形象，在表征性别的意义上，不仅是首当其冲的，也是本源性的。日本的语言文化学者池上嘉彦曾指出：凡是人类所承认的“有意义”的事物均成为符号，人们不断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着这种类似“创造语言”的活动，现代符号学所关心的就是探讨这种活动的原型和本质。换言之，现代符号学关心的是人类“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①。因此，本文将借由对“女人”这个本源性的性别符号在文学文本中的形象构成，来探讨人类——一个由“男人／人类”(man/human)所构成的以男性中心的——文化，对男人—女人(man-woman)这个符号在文学中进行了什么样的“给予意义”的活动，它与性别刻板印象形成的关系与过程，而这个过程与结果又怎样反过来加固了性别符号的既定，以期揭示人类的性别歧视文化结构在文学语言结构中的投射、反映与功用。 1 众所周知，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为“符号”界定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择其要点阐述如下：其一是索绪尔经过一番慎重的比对与思考后，确定用“所指”与“能指”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符号的组成部分。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尔特评价说，在索绪尔找到能指与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意义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的能指相混淆，他认为索绪尔的这一主张至关重要，应时刻不忘，因为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作能指，而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双面的现实②；其二就是关于这个“双面的事实”。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要素都是心理的，它们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③。按巴尔特的总结是：在索绪尔的术语系统中，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是符号的组成部分。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或者说能指是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所指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再现。“索绪尔本人明确指出了所指的心理性质并称之为概念(concept)”④。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与阐述。但笔者在此想提出的一点是，也许索绪尔的研究是基于拼音语言文字之上的，故他对符号的“能指”面概念只能建立在音响形象之上，而对于如汉语言文字这样的象形文字来说，其符号的“能指”面可能不仅仅只限于其音响形象，应还包括其文字形象，即巴尔特所说的符号的表示成分。如果这个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索绪尔所强调的“能指”面的心理性质，应同样也是文字形象这一要素所具有的。 笔者以为，与索绪尔区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一样伟大或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语言符号的心理性质。这就为我们把对符号进行探究的视野从符号本身的结构，扩展到与人类文化结构的关联上，是特定的人类文化活动在人心理上的投射，造成人类心理在特定符号上的投射。这是我们能够洞察与讨论“女人”被作为一个性别文化的符号与文学形象的理论前提。 当代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用不愿“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妓态”⑤的表述，来表达自己傲然不流于俗的人格与个性。这个境界，是中国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人格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人格史上的主旋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说出来完全可以达到一呼百应、心领神会的效果——尽管在现实面前不知有几人存焉，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说自己“奴相”、“妓态”，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二个符号所指意指都甚为不堪。作家只在此使用了这两个符号，便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不仅是言简意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形神兼备的传达效果，从而不仅显示了作家的人格境界，同时也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文学修辞功力。这种效果无疑得归功于“奴相”与“妓态”这两个修辞意义极为强烈的形容性名词。而这个充满贬义不堪的修辞义，正是人类文化活动所赋予符号的意义。它们共同把这两种原本十分抽象的、既难于表述同时也难于理解的概念性“表达物”——一种人格状态，连带对这种人格状态的价值评判倾向，通过具有一定修辞意义的文学语言——一种符号，具体地、生动地、形象地表现出来，令人一目了然。试问谁愿为奴做妓，任人凌辱蹂躏践踏？被逼可谓惨，自甘则是贱，女人的别称是“贱人”，为人妻是“贱内”，从“贱人”的指事到“人格贱”的会意，于是，心领神会也好，一呼百应也好，人们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从这两个符号表示成份（能指）的“女之属”——一种屈辱的文字形象，到这两个符号被表示成份（所指）的“贱人”——一种低贱的人物形象，源远流长的性别等级制与性别歧视文化，已教会人们如何神速地读解出意蕴其内的含义。“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⑥，这个陈述就是“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妓态”的反比，同样经典。与“奴相”、“妓态”的“女之属”符号的负面形象与特征相反，它充满了男性化的正面形象与特征。顶天立地如松柏一样的形象，即是爹爹与共产党的男人形象，同时也是男性性特征形象，松柏成为能够标志男人精神气质与人格状态的符号，意蕴着顶天立地，意志坚强，光明磊落……阳性的褒义意象与色彩充满其所指，成为阳／男性符号的所指。而作为与阳性二元对立而存在的阴性所指，则充满了贬义意象与色彩，成为阴／女性符号的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