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着重于对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理论做一纵向的考察，力求避免单一的政治判断而将其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其与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的对立、对话关系中来分析其语义指向，一方面指出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一方面揭示其文化特性和偏失。本文倾向于将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视作是一种对立但又是互补性的关系。中国新文学并非象西方学者所言是一种单纯的“民族寓言”，它也有其占主导性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同时它也在努力寻找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基。虽然由于民族救亡的急务，本时期的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一种政治民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对立互补关系 二十世纪文学 要探讨中国本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首先要将“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作一区别。“民族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本时期文学史中的民族救亡意识。它与“世界主义”等文化价值取向并不构成对立关系，甚或它本身就趋向于“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民族至上”主义，它是在与“世界主义”等相对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本位主义。“世界主义”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视作是一种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民族主义”则将其与世界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体与用”的关系。本文所要作的是要将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对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一历时性的研究。不仅在政治的、阶级对立的语境中对之进行考察，而且更注重分析其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特定的语意指向，以求对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有一个全面地把握。 一、“外竞”与“内存”——本世纪初两种民族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生存危机的现实是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特定背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两种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以梁启超为代表，其民族主义的主张及理论主要见诸他写于1902年至06年的《新民说》。《新民说》中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救亡的政治文化策略而提出的。梁启超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以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此主义之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欲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①]而“新民”的目的在于让国民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要求国民能达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要求。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的确切内涵即国家至上主义。促使他提出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供给他的是一种人类群体陷入一场殊死的生存竞争的世界意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要想生存，只有使自己强大起来，以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梁启超曾引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话说：“天下所可恃者，黑铁而已，赤血主义”。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性需要这种“铁血主义”，“力本论”。梁启超在倡导他的民族国家主义时有一个主要的批驳对象那就是在本世纪初也曾盛行一时的世界主义思潮。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他们创办刊物，倡导无政府主义，号召进行“三纲革命”，“孔丘革命”，“祖宗革命”，推至个体的人的绝对自由，以实现无政府、无国家的世界大同为奋斗目标。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理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章太炎也曾提出过“五无说”，并说：“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康有为也有他的《大同书》。虽则他们也自知所提出的是一个飘渺遥远的目标，但都表现出他们对国家主义的超越性。梁启超则在《新民说》对世界主义作了如下的批评：“宗教家之论，动言无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者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付之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之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梁启超信奉的显然是一种“唯实政治”，他的以“力”为核心的进化论的价值观与世界主义者的个人的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总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着眼于“外竞”的“大力国主义”，他缺乏的是一种着眼于内争的民权意识。他的“新民”设计缺乏存在于西方国民中的那种社会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对近代民主国家国民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梁启超的国民设计只具有单一的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他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提出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其目的是要利用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力量来达到一种政治目标。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正是围绕着这种政治目标展开的。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截然不同，首先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在中国进行种族革命的主张，他提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义”，[③]，所以他号召被压迫的汉民族起来革命，推翻满清、兴复中华。他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同于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他所要争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其次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在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侵犯时采取的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他的具体主张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④]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不仅擅长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而且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们把民族文化的危机视作是更本质更深刻的危机，他们倡导国粹的目的在于“保种、爱国、兴家”。民族传统文化即“国粹”是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内聚力在发挥作用的。所以章太炎等国粹派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梁启超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梁把西方近代“争于力”的战国规则引进中国，想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中国推行一种国家至上主义。而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精神的文化民族主义，他关心的不只是本民族的生存，他还关心世界的人类的命运。它不带有急近的政治功利性，它是作为一种文化信仰而存在的。这个时期的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受了章太炎一定的影响，但与章太炎等国粹派的区别在于他只是把倡导“国粹”视为是一种进行民族革命的策略而不是象国粹派将其视为信仰。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鲁迅写道：“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一句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兴复旧物的意思”。[⑤]所以满清被推翻，进入民国之后，他认为就没有再倡国粹的必要了。在日留学时的鲁迅，虽受章太炎的影响，不乏文化复古主义的热情，但他与章太炎之间毕竟存在着由年龄，阅历，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所构成的代沟。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民族主义对西方近代的“适者生存”的战国规则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拥有同一个前提。但是他走的是与梁的民族国家主义相反的路子即对于个体的人的强调，以“立人”来救国，“立人”来兴邦，“立人”成为立国的前提，“立人”成为并列于国家民族之间的价值核心。那么鲁迅的民族主义理想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应该是：“内既弗失固有之血脉、而外又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融现代性和民族性于一体的开放性、独立性民族形象。由此可见，青年鲁迅试图调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的努力。鲁迅从其独特的“立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流行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和剖析，这也是其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特定语境：“聚今人之所主张，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⑥]两者的错陷都在于灭裂人的个性，使人丧其自我。那么这种“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民族主义的内凝力何在？用鲁迅的话来表达它是一种“灵台无计逃神矢”的无从选择的血缘文化的规定性，一种个人之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其外指性则表现为它以世界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以一种解放了的个人来使中国世界化，使中国这个特殊性向一般性转变，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更多的世界主义的成份。鲁迅的民族主义秉承了近代西方的浪漫主义精神。罗素曾这样描述浪漫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联系：“在革命后的年代，他们（指浪漫主义者）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到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团体魂。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都热烈支持它”。[⑦]《摩罗诗力说》表明了鲁迅与浪漫主义的密切联系，象“心声”，“内曜”等场出于浪漫主义的源头，而“立人”之说则受启发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由此可知鲁迅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