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① 近年来，这一话题在国内叙事研究界也日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于相关研究论著之中。针对“不可靠叙述”，有两种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对此，西方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认知方法优于修辞方法，应该用前者取代后者；另一种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其片面性，应该将两者相结合，采用“认知—修辞”的综合性方法。笔者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两者实际上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互为冲突。根据一种方法衡量出来的“不可靠”叙述依据另一种方法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变成“可靠”叙述，反之亦然。由于两者相互之间的排他性，不仅认知（建构）方法难以取代修辞方法，而且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因此，在叙事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只能保留其中一种方法，而牺牲或压制另一种。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消除混乱认识，廓清画面。 修辞性研究方法 修辞方法由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创立，追随者甚众。布思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s）。所谓“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②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布思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隐含作者”的规范。通常我们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作者的规范。但布思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来特指创作作品时作者的“第二自我”。在创作不同作品时作者可能会采取不尽相同的思想艺术立场，因此该作者的不同作品就可能会“隐含”互为对照的作者形象。作者在创作某一作品时特定的“第二自我”就是该作品的“隐含作者”。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思一再强调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阐释的多元性，但受新批评有机统一论的影响，他认为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artistic whole），③ 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隐含作者的规范也就构成一个总体统一的衡量标准。 在布思看来，倘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④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都可能有误，也可能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无论是哪种情况，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decoding）⑤：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这显然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文学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与（读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间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布思指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会在叙述者背后进行隐秘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而读者的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⑥ 在谈到叙述的不可靠性时，布思举了T·S·艾略特的《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为例。在普鲁弗洛克眼里，黄昏的天空就像是一个被麻醉的病人。倘若读者想要知道天气的真实情况的话，这样的描述无疑是不可靠的。⑦ 但此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面对的是象征性很强的现代派诗歌，而非现实主义作品。普鲁弗洛克眼中的天空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困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看法，作者也无疑希望读者分享这一看法。的确，就文本的字面表层而言，普氏的叙述未能反映天气的真实情况，因此不可靠。然而，就文本的象征深层而言，普氏的叙述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与作者对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作者邀请读者分享的共识，因此并非不可靠。 修辞方法当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思的学生和朋友、美国叙事理论界权威詹姆斯·费伦。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发展了布思的理论。一是他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⑧ 就为何要增加“知识／感知轴”而言，费伦举了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的最后部分为例。第一人称叙述者史蒂文斯这位老管家在谈到他与以前的同事肯顿小姐的关系时，只是从工作角度看问题，未提及自己对这位旧情人的个人兴趣和个人目的。这有可能是故意隐瞒导致的“不充分报道”（事实／事件轴），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未意识到（至少是未能自我承认）自己的个人兴趣而导致的“不充分解读”（知识／感知轴）。⑨ 应该指出，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并非未涉及“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他只是未对这种文本现象加以抽象概括。他提到叙述者可能认为自己具有某些品质，而（隐含）作者却暗暗加以否定，例如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中，叙述者声称自己天生邪恶，而作者却在他背后暗暗赞扬他的美德。⑩ 这就是叙述者因为自身知识的局限而对自己的性格进行的“错误解读”。当然，费伦对三个轴的明确界定和区分不仅引导批评家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而且还将注意力引向了三个轴之间可能出现的对照或对立：一位叙述者可能在一个轴上可靠（譬如对事件进行如实报道），而在另一个轴上不可靠（譬如对事件加以错误的伦理判断）。若从这一角度切入，往往能更好地揭示这一修辞策略的微妙复杂性，也能更好地把握叙述者性格的丰富多面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费伦仅关注三个轴之间的平行关系，而笔者认为，这三个轴在有的情况下会构成因果关系。譬如上文提到的史蒂文斯对自己个人兴趣的“不充分解读”（知识／感知轴）必然导致他对此的“不充分报道”（事实／事件轴）。显然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个轴上的不可靠性在一个因果链中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