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向21世纪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是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原因很简单，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把西方文学理论当作重要的参照系和理论资源，而且，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之中，成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局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正视这个基本现实，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此，并在深入研究原初文献的基础之上，我把走向21世纪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本格局称为“马赛克主义”（Mosaicism）。 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杂陈，彼此之间看上去似乎没有内在的联系，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极为不同，各自在学术圈内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即使就其中的任何一个论域或论题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哪怕他们关注的问题相同，但其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都极为不同。换言之，他们对相同问题的看法极为“多元”，决不追求一致的认同，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 我之所以用“马赛克主义”来描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是想强调：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各自都力图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既不愿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所吸纳。这种各自为阵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plurality）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 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外表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以“多元化”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或操纵的“中心化”；另一方面又以“碎片化”来表明自身不以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只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或者阐发一种观点，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拆解，甚至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专业”问题（例如“性别”问题），结果往往使文学问题溢出自身而渗透到其他领域之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文学理论或批评问题了。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有主线可寻，它们常常代表了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主潮，成为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标志，例如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那么在现代主义之后，这种状况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有意思的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Andrea Guatelli）在《千层高原》（Mille plateaux）里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描述了传统的知识状况和现代或后现代知识状况的这种分野：“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眼里，自柏拉图以降，人类思想就被他们所谓的‘树状模型’（知识之树）所宰制，现在该是终结这一状况的时候了。对他们来说，‘思想不是树状的’；思想是块茎状的……‘许多人在头脑里长着一棵树，’他们写道，‘但大脑本身与其说是一棵树，不如说是一棵草。’”① 在他们看来，西方传统的思想遵循的是所谓“树状逻辑”，即一元的、因果的、线性的、有结构、有等级、中心式的逻辑；而现代或后现代的“逻辑”则是块茎的、开放的、散漫的、没有结构、没有等级，是一个散漫的“非中心系统”，或者叫后现代的“无结构”的结构：“块茎”有“许多入口、出口和它自身的逃逸路线”。② 他们把这种“块茎”状况称为“非中心的”或“游牧的”思想，这种思维与那种自柏拉图以来占西方思想主导的“树状逻辑”思维正好相反，脱离了西方理论理性的束缚，只遵循动力和欲望的非决定性的律令。 说到底，散漫的、“非中心”的“游牧思想”才是要害所在，是后现代时代西方思想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是他们力图追求的一种境界，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传统（包括“现代”）的分道扬镳。可以说，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确已经告别了前现代和现代的语境与基本格局，脱离了“树状的”和线性的发展脉络，摆脱了总有一种主导的思潮或理论支配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的惯性，而走向了一种“马赛克主义”或“非中心的游牧”状态。例如，就新的批评领域而言，有空间批评、鬼怪批评、电脑化（赛博）批评、后电脑化的现代朋客主义、生态批评、唯物批评、道德批评；就关注“身份”问题的文学批评而言，有散居者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有色女性批评、超性别批评和关注“他者”的批评等等。它们的确呈现出了一种“非中心的游牧”状态。 这种趋势的出现，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它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走向有关。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转变。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主要以大规模的、集中化的、注重功能的社会生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追求的话，那么战后在这种满足达到了“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资本主义自身不断发展的活力，就必须在满足基本生存和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出路。代表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目标的，就是战后以大规模、集中化和大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而在19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则转向了“灵活生产与积累”，即把跨国资本转向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作为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依靠对象。社会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变，伴随着一系列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变化：即地理上的非中心、分散、空间压缩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与“消费主义”。③ 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马赛克主义”产生的大背景。不过，这种趋势目前还处在发展演变之中，其影响与后果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且正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在向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和地区渗透。 其次，它与20世纪以来西方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主潮有关。这个主潮就是：不断地反抗“传统”和解构“传统”，反抗和解构的主要武器就是极力倡导“多元”、“本土”、“边缘”、“地方”、“少数”、“他性”等等。这个方面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不时出现的各种“终结论”或“死亡论”，如对“理论之死”、“批评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一类话题的极力关注。其实，在这一系列“终结”或“死亡”的话题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们的意图。虽然他们都试图反抗理论、理性主义、总体化、一元论的观念，但他们自己仍然是从一种理论立场出发去对抗或解构另一种理论，结果并没有完全否定或解构掉理论和批评。例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曾经撰写过一篇影响颇大的文章《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这篇文章引发了西方文学批评界所谓的“批评之死”的话题。④ 可是，当我们仔细阅读巴思的文章之后便会发现，巴思的真实意图是要挑战“写实主义”（国内通常译为“现实主义”），而他挑战的目的却是要为文学创作开辟另一个“新的空间”，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挑战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总体意义上的“文学”，还是特定意义上的“文学”，从而开创一种他心目中“自由的”、“开放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