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由认识论、反映论向存在论、价值论的转换是当代文艺学研究取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转换显示了我们对文学本质更深刻的理解，即文学不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因素单纯的认识活动，而是审美的精神实践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人的存在与意义、文学的本质何在重新走入文艺学的研究视野。这一切预示着文艺学向人学的某种复归，“文学即人学”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由此，文艺学研究在人学的基础上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但也不难发现，这种转换只能说正在进行中，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进一步挖掘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并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文艺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整体创新，因而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 第一，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进一步挖掘将有助于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超越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人学思想的局限。文艺学人学理论的探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90年代初形成高潮。这个时期，许多学者纷纷试图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人学思想建构文学的人学本体论。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说、现象学、存在主义、集体无意识理论等学说被大量引进到文艺理论的研究中。这些极具创新性的尝试，在文艺学由传统的认识论、反映论向存在论、价值论的转变中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说由于产生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本身带有许多极端偏激的思想，比如他们大都拒斥理性而崇尚人的非理性存在，将人的本质狭隘地理解为自然人、生物人。尽管其中存在着深刻警世的一面，但却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偏狭化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同属这一思潮的海德格尔也不无偏激地认为尼采的学说依然未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①；在与萨特的论争中认为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他甚至宣称他的学说不是存在主义②。当然这些观点的对立还有很多其它原因，但对人的抽象、片面阐释的反对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显示了对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辩证超越，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具科学精神的人学思想。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挖掘： 首先，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存在，人的本质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展开，因而社会关系也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而是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关系。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在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中，人的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达到了统一，这就避免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 其次，就人的一般本性来看，人的一般本性在于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也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⑤。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人类总是不懈地追求自由全面的发展。尽管这种追求总是受到各种异化因素的阻碍，但人类执著地沿着这一价值指向不断超越异化存在、趋近这一理想直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它。以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为代表的人类的审美实践活动具有精神的超越性特征，是人类最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之一。对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追求恰恰构成了文学艺术内在的人文价值品格。因而以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为基础，从人的本质出发概括阐释文学的本质将对促进文艺理论的研究、学科的建设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帮助。 第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人学思想之间潜存着很大的对话空间，这种对话不仅有助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而且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整合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 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之所以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趋向式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许多隔膜，比如对非理性的张扬很难获得中国传统伦理理性价值的共鸣。因而如果不对之进行重新阐释与消化，这些学说将很难融合到既有的传统中去。与西方现代人本思想相比，马克思的学说因为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存在潜在的对话性，因而更容易被中国的语境所接受，这种潜在的对话性简单地说包括： 首先，两者都强调人的文化性、社会性存在。“仁”是儒家的思想核心之一，孔子曾化用古人的话认为“克己复礼为仁”⑥，又说“不学礼，无以立”⑦。重礼的思想其实就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人的伦理性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核心。尽管马克思并非从伦理学的角度阐释人，但在对人的文化性、社会性的理解上与儒家存在潜在的对话可能。上面提到，马克思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又说“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⑧、“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⑨。人的社会实践性存在，决定了文学艺术作为人的基本实践之一也必将带有无法抹去的社会属性。无论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还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如果离开对这种属性的探讨，那么文学作为人的基本活动之一将很难得到理解。当然，我们反对机械庸俗的社会决定论思想。 其次，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出发，两者都非常注重研究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比如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兽草木之名”⑩。诗的功能除了第一个方面“兴”侧重诗歌的审美特征，其他三方面几乎都与诗的社会功能有关。再比如，《毛诗序》讲“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在这里，文艺的社会功能被极端放大，甚至直接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儒家类似的诗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看法虽没有这么极端的表达，但也不难发现他们对文艺认识社会、反映社会功能的重视。比如恩格斯在谈到文学的认识作用时，说巴尔扎克小说中再现的东西甚至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还要多。再如他在强调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指出它们对经济基础也发生能动的影响和反作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简单地将文学视为时代与社会单纯的传声筒，而是要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这一点又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深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