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在这个总题目下面，依次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历史根据及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主张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它的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与鲁迅文学观念的比较。在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时髦”；但照笔者看来，对它们不应该回避，也回避不了。 一 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现代有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为中国争取自由主义的发明权。胡适说过：“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1〕他们至少想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占己有之。周作人谈到新文学的源流时，认为明代公安竟陵两派使得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得到了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2〕。这些话根据历史的事实，揭露了古代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矛盾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寻求进步所取的方向。但其中所说的不能算作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而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向代表这种制度的权威的挑战和对正统观念的反叛，都会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却未必就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在为自身发展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世界观，一种属于历史的，因而也是空前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过伟大作用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自由主义，便是它的核心。 但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生，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却成了必然的事。笔者说必然，并非要宣传历史宿命论。历史的发展本来有其规律。不应当把规律简单化、绝对化；不应当看轻历史前进中那些具体生动的东西；不应当无视人在历史面前的主动精神。但是，今天有的研究者根本否认历史的规律，否认在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对规律进行探讨这样的观点决不是科学的观点，也谈不上创造性。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具体内容，便是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以及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播。前者是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破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后者则大大得力于一批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自由主义。严复就曾说，外国与中国“自由不自由异耳！”〔3〕。而当时人们文学观念的变化，莫不与此有关。陈独秀认为论学术“必守三戒”，即“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4〕。李大钊在已经发表了他最初那几篇著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后，谈到“什么是新文学”时，乃说：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5〕 这些观点，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之间不但无“大防”存在，而且还有相通之处。事实上，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学，当时人们还只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它立即得到广泛认同，直至今天研究者仍旧给以很高评价。其实，也正是这个口号，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基础。胡适说过：“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6〕。林语堂则认为：“自由便是艺术的灵魂。”〔7〕然而，这自由是指人的自由，人的思想自由，也如林语堂所说：“思想自由是人类心智的最高活动”〔8〕。因此，它必须以“人的发见”为前提，是“人的发见”的结果，“人的发见”最主要的意义所在。周作人当时还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他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单变文字不变思想”〔9〕。而他所谓“变思想”，也是指要认识关于“人”的真理。后来有的研究者借用这个口号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它进行种种解释，赋予它种种涵义，但周作人的本意，只在于此。 所以，不能仅仅根据周作人后来所说“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10〕，以及林语堂所说“文化的艺术根本是悠闲的艺术”〔11〕等等，来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下结论。果真如此，将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本来就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思潮发生和发展的。霍布豪斯说: 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适当地立足于所谓自然秩序的和谐。 霍布豪斯指出，统治者们，“他们不仅有权掌握人们的肉体，而且有权掌握人们的精神”。因此他又说: 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12〕 应该说，发生于15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是包含着真正崇高的东西的。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样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潮被介绍进来，因而同样包含着崇高的东西。胡适曾经概述易卜生的观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3〕。这也是当时胡适自己的认识。肯定中国必须改造，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胡适等人也在其内。林语堂后来说过：“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智识界是一致革命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