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大学课程，建立于本世纪之初，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最早的由中国人自撰的《文学史》就是大学的讲义，只是后来才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术论著的类型。 如今在本世纪之末，回顾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演变和进步，可以看到它演进的四个阶段。大致上，从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中，为第一阶段，或称草创期。本文将要论述的，就是这个阶段产生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从二十年代中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二阶段。此期中有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品种和形式都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初步成长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三阶段。文学史课程和著作在此期中变动最为剧烈，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而言，都呈现出未定的态势，故暂且称之为变动期。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民经济由原先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与转型，文化和学术则呈前所未有的自由争鸣和多元互补状态，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探索期。 草创——初长——变动——探索，这就是我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所历途程的认识和概括。一百年时间已经不短，在这百年之中，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研究固然取得许多成绩，但距离它的成熟，应该说还相当遥远。 一 现在让我们来集中地看一下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第一期，也就是截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1925年前后）、相当于这一百年第一个四分之一时间内的情况。 这个阶段的文学史著作，其数量远比不上下一个阶段之多，以中国文学通史而言，大约在二十四、五种左右，加上外国人写的，则数量可以翻一倍，达到五十种光景。（参阅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黄山书社1986。黄文吉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除通史外，其他类型的文学史也已出现，并产生了一些力作，如断代史方面，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著，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1920年初版），分体史方面，有《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商务印书馆印行，1915年初版）和《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北京大学新潮社发行，1923年上册初版，1924年下册初版），至于专题史 则有如《音乐的文学小史》（朱谦之著，上海泰东书局，1925年初版）和《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著，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等。但总的说来，还属草创性质，品种和数量都很有限。 文学史中断代史、分体史和专题史的出现，说明研究者作小范围或特定角度深入探索的努力，这既是文学通史的著述要求继续深化的表征，也是通史著述能够不断深化的重要条件。在这几类文学史以及一系列文学史专题研究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文学通史所能达到的水准是可想而知的。这个阶段几部主要的文学史著作，其主要特点似乎都可用“新瓶装旧酒”这句话来形容。 文学史这种著作样式，是中国以前所没有的。中国虽是一个极端重史的国家，中国人虽很早就有相当成熟的史观和高水准的修史能力，但中国固有的史著形式，只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会要体、实录体、纲目体等，像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分编、分章、分节来写的史书，却是没有的。文学史方面，中国古人同样早有思考和论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就存在着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其体例类型有六种之多。如黄霖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中设专章论“中国文学史学”，便举出了（1）题辞体（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2）传记体（如《唐才子传》）、（3）时序体（如《诗源辨体》）、（4）品评体（如锺嵘《诗品》）、（5）派别体（如《诗人主客图》）、（6）选录体（如《唐诗纪事》）。黄氏认为上述六体均以叙述史实为主，另有一类，是以阐述文学史原理为主的，如叶燮《原诗》。在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见《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的论文中，他就将此文称之为“史论体”的文学史。郭英德等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初版）按时代叙述文学研究活动的发展变化，从汉代起，就列出“文学史研究”的专节。其着重点固然是在历代人们的文学观，但也不能不涉及诸多文学史性质的文章和专书，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后世许多性质类似的著作。但是，尽管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现代形式的《文学史》，在以前的数千年里却是未曾存在过的。只是随着西学东渐，这种著作方式和编写体例才由外国传入。最初是英国和德国的学者，而后是日本的汉学家编出了《中国文学史》，这些著作传入中国，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由不熟悉到渐渐熟悉、渐渐掌握。有鉴于此，我觉得，以“新瓶”借指《文学史》这种著作形式，是合适的。 第一批文学史书的本国作者，大都是当时大学的教师。如林传甲任教于京师大学堂，黄人任教于东吴大学，他们为教学所编的讲义，出版了，就是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林著编于1904年，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初版；黄著编写时间与林著相近，1905年起陆续由国学扶轮社出版。） 由于学校的性质、传统和办学目的各不相同，也由于任教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有所差异，他们的教学和所编讲义的情况和面貌自然不尽相同。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立的高等学府，跟由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就有显然的不同，前者虽然也开始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但其中国传统的文化气息，毕竟要比西方传教士直接主持的后者浓重得多。比较林传甲和黄人的两部文学史，不难看出它们在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上的差距。当然，作为草创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它们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