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不仅至今还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而且已推进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本文中，我们一方面着眼于当下进行的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一方面受现代性讨论中所提出的“现代性”、“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基本范畴的直接引发，尝试着提出“新现代性”范畴。以“新现代性”范畴的提出作为基本语境，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在21世纪的中国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关于“乡土美学建构”的问题。 上篇：新现代性崛起 一、“新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性概念，它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一种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 新现代性范畴的内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新现代性，在逻辑必然性上隐含着“旧现代性”的存在。在现代性讨论中，作为核心范畴、中轴范畴的现代性，其内涵，事实上乃是指以欧美现代化历史经验为根底的欧美现代性。我们所谓广义现代性在逻辑必然性上隐含着的“旧现代性”，指的就是这种以欧美现代化历史经验为根底的欧美现代性。这样，关于广义的新现代性，我们不妨这样说，它泛指与欧美旧现代性相比较而言的，由一定时代、社会、国家、民族，在其独特的、历史的、具体的、鲜活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中，创造性生成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拉美国家的现代性，亚洲四小龙的现代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性，都属于这种新现代性的逻辑和历史范围。 我们不否定先发的欧美国家所创造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现代性观念体系，对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引导功能和示范意义。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引导功能和示范意义甚至迫使某些后发国家全盘摹仿和照搬先发的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现代性观念体系。但是，由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一系列特殊新异的坚硬事实，比如独特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宗教信仰，或主动或被动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或有利或不利的国际环境，或丰饶或贫乏的自然资源，或强大或羸弱的综合国力等等，因此，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结果，必然迥异于先发的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结果，这些后发国家在其新异特殊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基础上所创造性生成的现代性，必然迥异于先发的欧美国家传统经典的现代性。“新现代性”，可视为我们对世界上一切后发国家所创造性生成的现代性价值观念体系的一个理论命名。 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新现代性不是广义的新现代性，而是狭义的新现代性。如果说，广义的新现代性是泛指迥异于欧美的后发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狭义的新现代性，则特指中国的现代性。在这里，“新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在内涵上是同一性概念。这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以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为基础，创造性生成的一种内涵丰富、品格独特的现代性观念体系。这种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革新传统又继承传统，受辱外邦又受惠外邦，植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所进行的一项有广泛世界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伟大创造。 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命转变，只是必然发生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最初似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威逼下被动发生的，似乎只是对欧美旧现代性的一种仿效模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在先进的欧美现代文明与停滞的东方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中发生的，是在殖民掠夺与闭关自守的不平等交往中发生的，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顽强对抗中发生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主体价值选择，与其说是一种仿效模仿，毋宁说是一种开拓创新。而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在其推进过程中，一经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照面，其选择性、开拓性、创造性品格便愈显凸出。悠久的文化传统，独特的精神信仰，变幻的国际环境，庞大的人口基数，根深蒂固的小农自然经济，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所有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最终注定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只能是中国的，而不可能是欧美的、亚洲四小龙的、拉美的以及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论，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李培林：《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这样表述：13亿人口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积累的鲜活丰富的“中国经验”，不是要“改写”旧的现代化理论，而是要“创造”新的现代化理论；不是“将来”改写旧的现代化理论，而是“正在”创造新的现代化理论。“新现代性”，正是这种植根于“中国经验”基础之上的“正在创造”着的新的现代化理论。 “新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不单纯只是一个逻辑设定，而是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历史地赋予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作是“新现代性”的一些闪亮的历史内涵，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持续一百多年的“现代性延伸”。特别是，由于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最关键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因此，此间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科学发展观”，乃成为“新现代性”历史内涵最直接最明确的当代书写。可以说，没有这一系列政治性理念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新现代性”学术范畴的提出。还可以这么说，“新现代性”，就当下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操作而言，直接意指着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