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3－0220－05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特别是其建国前的那段历史，方法问题很重要。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尚不尽如人意，还不能真正回到历史事实，充分估计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据所在；没有考虑到在引入这种理论的时候，立场问题是多么重要；也没有拓宽足够的视野，全面估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潜在价值。这三方面问题在评价文艺功利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及文艺真实性时体现尤为明显。所以本文由此入手，借以说明回到事实、站稳立场、放开视阈的重要性。 一 建国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有个突出的地方，它很讲求功利性。现在有人责怪这一点，认为这种追求伤害了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作品空洞浅薄，缺乏审美的品格。不能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在我们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时期，的确存在着那样的创作，那样的作品，其政治鼓动性远远高于艺术性，这是事实，没有人能否认。但是不是就此得出结论说，把功利性而非艺术性摆在第一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偏失呢？我看不能，至少不能简单地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在中国可以向几个方向发展，它可以像法国的自然主义、英国的浪漫主义、俄国的现实主义一样单纯作为文艺思潮进入中国，在思潮博弈中赢取尊重；也可以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说第一个方向是发展，第二个方向就不是。这就像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中间取的是它的社会革命意义，在今天的中国，关注的却是其学理价值，两种取向都是马尔库塞理论的应有之义。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为什么没在第一个方向上走下去，而是选择了第二条路。 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功利性的成分，是其中国化进程中自觉乃至必然的选择，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现实依据，不能说是“错误”或者偏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进入中国，是因为中国选择了这个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之后才选择了它的文艺理论。此即次生性，这种次生性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社会革命任务的依从。[1]清楚了这一点，恐怕也只有清楚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当初邓中夏、李求实、蔡和森、恽代英等早一批革命者看待文艺时，只求“激发国民的精神”，而“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2]。说恽代英们不懂文艺显然有失公允，他们在文艺问题上近乎一致的判断只能说明，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大潮的涛涌中，排在首位的，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功利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肯定有人会说，我们并不反对文艺的社会功利性，只是这种功利性的发挥不应离开艺术自身的方式，要以艺术自身的方式介入现实、改造社会。这样理解当然没错。事实上，早在1928年回应后期创造社的一篇文章中，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3]三年后，“自由人”胡秋原在批评瞿秋白时甚至首次引用了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那段话，劝责文学家要做“革命的春燕”，不要做“革命的鹦鹉”[4]。问题是，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建基于理论的原则，而且是文艺理论的原则之上。还原到社会，不只有理论，还有现实；不只有文艺，还有政治，还有经济、军事、民族等等问题；美学原则重要，并不代表别的原则不重要。 理论产生于实践，决定于现实，是现实的需要决定了孰轻孰重，主次取舍。中国现代时期的现实是，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先有军阀混战，后有亡国危难，在那种情势下，政治的重要性摆在首位非但无可厚非，还十分正确。于是政治问题对其他所有问题的统摄性就变得顺理成章。这时候，文艺如果能按自身的规律发挥社会功用成为“春燕”自然最为理想。问题是，文艺受自身的规律所限，非但不能定量，更不能定时，可现实的急务很多时候偏又等不得十年磨一剑的精品。二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在必须要一方迁就另一方的情况下，“牺牲”的只能是文艺一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钦佩鲁迅那种现实而冷峻的眼光，在前述那篇文章中他讲道：“社会停滞着，文艺绝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扭转乾坤的力量的，当倘有人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5] “文学革命家”能估量到现实的总体走势，意识到文艺在政治强势面前的必然去势，转而让文艺服务于政治使命，这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他们没有弄明白，文艺发挥社会功用，毕竟要采用文艺自身的形式，这是前提。让人清楚了这个前提，哪怕在实践上做得不够，别人也能理解。可事实上，他们却把“当一个留声机器”作为“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6]，把文艺直接当枪来使，胡秋原等“自由人”自然不会同意。反观后者，他们却太过执拗于文艺的自律性，看不到在“社会停滞”时期，文艺不可能总那么自律，这当然是书生气。因此，只有回到事实才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带着功利性的目的来到中国，中国的特殊现实决定了它只能把功利性放在文艺的首位。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在自律性方面有所失守，非但可以理解，而且也有其必然性。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