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文艺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所谓的“文学性扩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已有的“总体文学”状况，即文学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被文学的商业利润追求所挤占，狭义的“文学”处于边缘状态，其生存空间已然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的文化形式所挤占；而广义的“文学性”则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今天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一个成功的企业就是一个文学故事，一个成功的品牌就是一个文学神话，一种成功的营销就是一种文学活动，而一种后现代的消费就是一种文学接受”——以是之故，“文学性”的成分成了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不再是狭义文学的专有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有的学者更由此提出，面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统治”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及时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扩容”——转向传媒、消费行为、娱乐文化、城市景观、公众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必将茫然失措，坐以待毙。（注：相关论点的文章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通观这些论述，人们不难注意到，这些提出“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从来就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作出一个最为基本的限定，而在论述过程中含糊其词。其中的原由，自然是喧嚣一时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所致。可是，问题在于，从学理上说，任何事物都是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的——因为这是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和理由，我们如果无限制地变更其特性、扩大其内涵、抹煞其边界，那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事物本身。的确，在消费主义时代，商业活动、审美体验、意识形态之间越来越难以分割，面对这一“新世界”，现代性规划的学科分类模式日益暴露出局限和偏执，独立学科开始失去解释的有效性，失去为社会立法的能力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就文艺学学科而言，如果失去了文学本位，文艺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就尖锐地指出：“如果文学理论将自己的内涵展得太宽，那无异是证明自己不存在了。”（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页。） 马泰·卡林斯库在谈到“现代性”的时候说：“如尼采曾经说过的，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我可以补充说，这些历史往往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注：马泰·卡林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同样，“文学”或“文学性”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定义，只有历史——一部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并向未来敞开的历史。然而，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知识的建构，在我看来，“文学性”的内涵不论如何开放，仍然还是有它的基本限定的，否则它就与“音乐性”、“艺术性”等范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在《文学性》一文中，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它解决的是“文学的一般性质”、“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两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将文学活动与非文学活动相区分开来，并确定文学的独特性质，从而在众多社会话语光谱中划出文学的领地，以安顿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根据乔纳森·卡勒的概括，理论家们关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的论述主要有五种：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语言是通过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日常语言“陌生化”，以唤起我们对事物、世界新鲜的感知。二、“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三、“文学是虚构”。四、“文学是美学对象”。五、“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叫做自我折射的建构”。（注：转引自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综观我国文艺学的发展历史，无论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是如何的千差万别，人们基本认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基本认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简言之，“文学是以审美为最高本质的语言艺术”这一基本的判断，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因此，如果这一判断仍然成立的话，“文学性”的基本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审美”和“语言”两个维度。以此观之，所谓“文学性扩张”的言论是漏洞百出的，它并非文艺学扩界的有力论证。 首先，且不论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转折”，单就“审美”的维度而言，在我看来，上述所谓的“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究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审美的世俗化，是一种“欲望的感性显现”。其中，“文学性”与其说是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毋宁说是商业消费的对象和商业生产的动力，是四处飘散的“文明”的“碎片”。在商业活动中，消费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想的由纯粹物质行为向精神行为转化，其中的“文学性”或“审美”与文艺学中的“文学性”或“审美化”，在各自话语中的位置和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就前者而言，“文学性”或“审美化”只是一手段不是目的，是通过象征、暗示、虚构吸引购买力，是通过趣味的极力渲染、塑造、培养和开发市场。如在央视“杉杉西服”的著名广告词中，有“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就是男人对西服的要求”云云。“男人对西服的要求”何以被隐喻为“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呢？原来，联结二者的是一种性欲的强烈暗示，即“笔挺”与“必挺”的谐音对称。这种广告词配上美女婀娜的舞姿，以及男女相互拥抱的暧昧镜头，使得“杉杉西服”成了成功男人的标志，成了有效征服女人的“物”。在这种“欲望化”的“叙事”中，显然充斥了浓郁的物质主义气息，除了刺激人们的感官和购买欲外，并不能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与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不同，在文艺学研究的视野中，众所周知，“文学性”即作为一种情感评价的“审美”，则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在精神向度上是引人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不顾这种区别，提出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而以“文学性”或“审美化”的普遍存在质疑现代知识分类、现代学科体系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我看来，只能是所谓理论家们不切合实际的一厢情愿，是西方时髦理论的简单移植，是一种“可爱而不可信”的理论“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