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近三个月来一直在赶写《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的胡风，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想到今夕正是中秋之夜。他停笔默想了一会儿，又在书稿的扉叶上，写下了两段题辞： 谁知道哪一方面有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双翼而攀登上去么？ 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但丁：《净界》 （以后，《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初版时，胡风又选一幅墨西哥版画《背菜的人》作封面。） 除注明他是写在“上海蚓楼”里，胡风再没有多写一个字。 但在两个多月以后，当胡风即将离开上海去香港，为这几年所写的杂文结成《为了明天》一书写“前记”时，却谈到了这些年他时有“走在无物之阵里面”的感觉，时有要“摆脱出来”、“突围出去”的冲动；但他“毫无怨言”，因为“并没有忘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训”，如果真没遭到反感与反对，他还会觉得“空虚”〔1〕。 文章谈到了他的“自慰式的信仰”：他甚至感受到那“明天的太阳已经火球一样地，放出万道的彩色光带高高地升到了地平线上面，连这个只能算是‘泥沼’的阴暗的角落都沐着了光照”，而他（及他的若干读者和朋友）正是要在“泥沼”里面“一颠一扑地向这就要成为今天了的明天走去”。他们想：“大海不择细流”，“明天”该是属于自己的吧。——但那“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的意象会不会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 这一年，胡风的心绪显得格外的焦躁。作为敏感而热情的诗人，他整个的心为日益临近的“明天”所吸引，一股大气磅礴的诗情奔突着，激荡着，几欲冲决而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写出了《时间开始了》一组长诗，才算是得到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泄。而此刻——生活在1948年的现实时空中，胡风却处处感到有一种他所不能把握的无形、有形的力量的纠缠，阻挡着他（及整个民族）通往“明天”之路。这自然只能唤起他的搏战的激情：他决心要“为了明天”而拼一死战，即使血流成湖也在所不惜！——1948年中秋之夜，支配着他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壮感。 这一年年初，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曾有过一次巨大的欢乐：因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册几经曲折而终于出版。胡风早在该书上册出版时即已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至死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论断，他坚持说：“即使到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风烛残年的胡风甚至表示，“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之外就是路翎〔2〕。对于胡风， 路翎以及他的《财主底儿女们》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追求，或者说是他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理解、把握的一种共同实践，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胡风曾这样对他的朋友们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3 〕据路翎回忆，胡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4〕而支持他们（胡风与路翎）共同创造的， 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路翎在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第一稿（当时尚取名为《财主底儿子》）时，即在给胡风的信中表示支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五·四”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肯定，对于民间形式的拜物情绪的批判，这是绝对需要的”〔5〕。 胡风在与路翎讨论《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时，也多次谈到“‘五·四’以来，左联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学历经沧桑”，“是到了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的时候了”〔6〕。在胡风看来， 《财主底儿女们》就是这期待已久、终于结出的“果实”；而对于胡风，“五·四”早已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情结”，这样，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而胡风对《财主底儿女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及今天应有的发展的一种理解与追求。人们于是注意到胡风强调了《财主底儿女们》彻底的反封建的主题；强调了路翎小说体现的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路翎“学习世界文学的战斗经验”的自觉性。所着意突出的正是路翎创作所体现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学的新质（特异性）。而在私下的谈话中，胡风则对这部极富创造性的小说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据路翎回忆，他最初看到这部作品时，“带着沉重的缓慢，忧愁似的沉默了一下”，一两个月以后，才说道：“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以后，他又这样解释说：这部小说提出了“美学上的新课题”，“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问题。对于一般读者以及习惯于比较简单地看事物的人们，会认为是描写复杂了”，甚至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挑战。胡风警告说，我们民族过于“崇尚理智、冷静”，“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描写，会“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人是不可以做特异的行动的”〔7〕。胡风说这番话时， 大概是想起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的，但他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也即向传统大胆挑战）的精神得到了历史的传承，而感到欣慰的吧〔8〕。 还应该谈及的是，小说出版的当时——在1948年的中国读书界所引起的反响。1981年《读书》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对路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致以迟来的“问候”。文章回忆说，1948年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乐门’的舞曲，流连在徐讦、无名氏的小说情节，热衷于《晶报》、《罗宾汉》等黄色小报”，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甘沦落，处于“迷茫、烦恼而有所冀求”的饥渴之中，“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我们几乎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一下子拜倒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这两个光辉形象的脚下”。蒋纯祖“以其更加具体、亲切而毫不矫情的音容笑貌，唤醒我们的自觉，使我们引为知已。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异化过程、对于庸俗市侩主义的鄙弃和不屈于邪恶势力迫害的正直与坚毅，在那个时候，具有特别的昭示作用，使我们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脱”，我们几十个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9〕。 尽管这是事后的追忆，却也反映了路翎小说在国统区的巨大影响；但对路翎本人，却是祸、福难定：他至少因此而难逃“争夺青年”的罪名。 于是，路翎的小说被批判，就这样因为它的异质性、挑战性，因为它的影响巨大，而在1948年的中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说路翎本人，以及胡风，都是有思想准备的〔10〕。但由权威理论家出面，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仍引起了愤怒。胡风当然明白，批判路翎只是一个由头，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也因此而感到痛苦：即使有“罪”也应一人承担，为什么总要连累这些很有才华的、急需保护的年轻人呢？他决定自己出面答辩（在此之前，路翎已在《泥土》上以“余林”的笔名写了反驳文章），有些话也可以说得更清楚些，以免发生误会。——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他实在不愿意在“明天”即将来临之际，和这些“朋友”论战。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11〕，他说他“时常有一种冲锋的感情”，于是，他的湖北口音很响地在他家楼上滚动了：“冲击……我们是他们的异端，要从这开辟革命文学的道路，从荆棘中踏过去！”〔12〕……正像诗人绿原所说的那样，“那时濒于崩溃而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