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东来，关于现实主义的议论趋于沉寂。近年来有人针对当前的文艺现状提出现实主义重构论，或者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论，是一个有深沉的理论意蕴的话题。笔者十余年前曾经写过一篇现实主义专论，把它定位在“一个艺术哲学原理”（《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至今， 我仍然认为提“重构”或“深化”，不应只是“创作方法”的回归，而应是对一种创作精神或美学原则，即对一种艺术哲学的重新探讨。因为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方法或“创作方法”（某种配方和操作程序），而是一种艺术哲学（创作精神与美学原则）。 从形而下的具体分析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思维，那么，现实主义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一个冷凝的但曾是热门的话题 现实主义是一个冷凝了的但曾是相当热门的话题。近十余年来，由于国门开放，诞生于本世纪的各种西方思潮涌来，文艺理论批评话语不断翻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理论批评话语，似已悄然退出批评话语场。那末在今天后现代语境中重提前现代的这个语符或语码（code这个词的第一义），是否不识时务？我认为理论命题的探讨与服装行业的趋时不可同日而语，其理由是：从地域上看，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入后现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刚刚进入这个过程，离后现代还相当遥远。从时序上看，历史的发展有其继承性，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有其自律性。文学艺术的历史是一个循着自己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文学的“法则”（code这个词的又一义），不是一朝一代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任意变更的。 “现实主义”作为新的艺术流派的名称，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艺术界。中国文人尝试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艺术观念来解释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现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说中国文人探讨了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此话并不过分。回眸本世纪初，接触西方思想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已把“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介绍到了中国。梁启超（1873—1929）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中说：人常不满足于现实境界而欲感受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则理想派小说尚焉”；人怀抱之想象、经历之境界往往习而不察，故“欲摹写其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这大约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的最早的中文表述。 稍后，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1908？1910？）第二则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写实主义”是realism最早的中文译名，即“现实主义”。 近四十年来，文艺界常有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讨论，说句戏言，这“两结合”的发明权，在中国实在应当归在王国维名下。 西方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西方艺术观念的导入，使中国原来关于诗文的模糊、朦胧、迷离的感悟式点评，顿时显出窘态和局促。于是，中国文论家们渐渐学会运用一套可操作的简明精确的批评话语，来观察和分析中国两千余年的文学和艺术现象。 中国人探讨了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但是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压倒一切话语的“最强音”，则主要是在本世纪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如果说中国人在本世纪初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现实主义”艺术观念，那末三十年代又再度从北方二度引进了“现实主义”观念。这第二次引进，在作为艺术观念的“现实主义”前面加了一个政治概念，即“社会主义”。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前苏联形成并定型。1934年8、9月间，前苏联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不仅把它定为创作方法，而且同时也成了批评方法（？）。所以，这二度引进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批评方法，就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不再纯然是一个艺术观念了。 五十年代，就现实主义探讨而言，在中国是颇具戏剧性的。 五十年代前期，由于前苏联领导层的变更，文学艺术领域出现“解冻”。就艺术理论而言，提出了一个宽泛的“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西蒙诺夫）。五十年代，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苏联的年代。中期，中国文人相应地提出一条“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思路（何直即秦兆阳）。这是一种试图使现实主义复归本义的努力。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景观，现实主义理论被推到了至尊的地位。茅盾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夜读偶记·后记》。1959年10月）一文中提出了这个绝对化的模式，他欣慰地看到在这个理论模式影响下，极短的时间内集体写成了一批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五五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中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这真可谓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大跃进”群众运动。颇为壮观，烈烈轰轰；也甚为滑稽，空空洞洞。而指导这场文学研究群众运动的基本的文学观念，就是被推上了独尊皇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成了一个好斗的排他性的理论观念。“开放”的大门很快关闭了，“广阔”的道路愈走愈窄了。这大约是当年开始形成的斗争哲学在文学理论上的套用或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