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风 如同纸制品和音像制品的空前泛滥并不一定昭示着文化的繁荣，近年来文学界的旗号林立与流派纷呈恰恰显示出了骨子里的寂寞与冷清。 据说中国的改革进程已进入到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和转型的中期，在这个“利益分化期”已出现了快速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且已有了“城市新人类”、“白领”、“新市民”的“崛起”，而与之相应的“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也“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作出了“迅速反应”。又据说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细节的真实，因此有的“新生代”或曰“晚生代”作家便“以具有90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的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将鼓吹“赶紧捞上几把”的“欲望现实主义”作为方兴未艾的城市文学的“主流”，将其现实的盲目参与和认同、糊涂表述和记录统言之曰“热烈拥抱”，并认为是有益于一个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当然很轻松、很温和、很宽容。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拥抱”“强烈参与认同”的“欲望现实主义”或曰“彻底现实主义”的城市文学中，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生却被彻底地遗忘了。人的精神存在完全被物欲所取代，文学的灵魂即价值意义的追问遭到放逐，中国当代文学终于以对形而上的彻底放弃为代价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文学的世俗化并非始自今日。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世欲化或世俗化了的文学并不等同于原初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世俗化的直接源头。诚如有的论者所言，“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创作的白话小说充满着社会批判性和反叛性相反，都市通俗小说则小心翼翼地在官方旨意与民众趣味之间走钢丝”。极而言之，可以认为“那种装痴弄傻的政治冷漠，那种故作潇洒的炫耀庸俗，那种不惜降低艺术水准向大众文化的迁就”（以上引文均见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是从古至今一切通俗文学包括张爱玲小说创作在内的共同特征，亦是文学世俗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同的是，古代和现代史上的通俗文学及其作家，大多只满足于神话的编织或所谓私人生活空间的营建，无论其面壁虚构英雄救美的传奇也罢，还是喋喋不休地叙说秘闻野史谈食论色也罢，似乎都还不至于也不敢对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大放厥词，其内心深处或许都还残存着一星半点对纯文学的敬畏。唯其如此，中国古代和现实文学的世俗化才没有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尚可差强人意的作家和作品。当代则不然。中国当代文学的世俗化，迄今为止似乎仅仅意味着彻底的商品化、庸俗化和痞子化。 我不止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邪恶到无所顾忌的政权并不少见，用愚昧剿杀文明的史实屡见不鲜，反知反智的传统更是在一切封建帝王的头脑里时隐时现。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痞子文化窃据了权力中心的时候何其多也，根本不像有的学人所说是一种寄生于社会底层的边缘文化。由此可知，庸官与流氓即权力中心与痞子文化的同一性，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而中国历史上的反知反智传统，盖源出于此。 武大郎开店，当然没有什么秩序和规律可言，什么建立平等合理和竞争机制尊重知识和人才云云，当然只属于书呆子的梦呓。痞子文化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得势乃至不可一世，更把知识及其知识者打入十八层地狱。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80年代后期以来以对知识分子的丑化嘲笑和谩骂为艺术时尚的风气，都是这一恶果的自然演绎。堕落的、痞子化的“士”或帮闲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乏其人，完全用不着到了20世纪末再来“渴望”一次“堕落”。当下几个大红大紫的大腕级码字匠，几乎都有程度不一的受虐狂倾向，据他们自己承认，这和他们先天不足、“没有念过什么大书”有关。上几代的理想主义者多数为痞子所玩弄和利用，多少先烈为群体事业抛洒热血，到头来居然只有几个打着神圣旗号的痞子才是姣姣者和成功者，这一严酷的事实固然能警醒世人，让世人变得实际起来，却也给后来的痞子为理想抹黑留下了口实。且不能排除有人反面吸取教训的可能。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文化人”崇尚、效法痞子，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共戴天，其中的奥妙尽在于此。甚至有人扬言就是要在作品中尽其所能地来咒骂知识分子，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很彻底。当年的《决裂》《反击》之类，与今天大腕码字匠的大手笔相比，当然要弱得多了。奇怪的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居然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一而再地来为大腕抬桥子、吹喇叭，似乎偌大的中国就只剩下了几个对文明和知识大不敬的痞子，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家。 “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者毕竟为数不多吧，想不通曾经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为何如此健忘。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了形而上的思考，恐怕就难得具备反省意识，因此也就更不可能防止悲剧的不断重演。 如同现代政治往往以平民化、卑贱者、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作标榜，先天不足的当代通俗文学亦是以此为旗号的，两者实际上都无固定的信念和操守可言，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以此一时彼一时的需要为转移，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创作主题，早晚码字都念念不忘把他们（知识分子）给打掉的作家，在“创作”上永远跟得上形势，“城头变幻大王旗”，他的“艺术追求”也随之不断地变换，该帮忙时就帮忙，该帮闲时则帮闲。其间妙不可言之处，在于帮忙与帮闲可以随时转换。今天他可以躲避崇高、开涮深沉，明天他又可以追求“崇高”、把玩“深沉”；他可以不遗余力地攻击别人的崇高与深沉，却容不得任何人批评他的卑鄙与浅薄；他可以宣称把码字作为维生的手段，哪里稿费高就往哪里跑，你却不可以提出通过文学来感受生活的痛苦与生命的痛苦，如果胆敢抗旨坚持感受痛苦，就要被斥为“患了疯狗病的人”——“宽容”二字于是成了只有他们才能享受的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