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在中国古代“大文学”语境中，擅长文章写作并取得成就的，称为“文士”或“文人”。“文士”并非自古即有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从“士”中分化出来，他们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士”的身份意识也是逐渐自觉的。汉魏六朝时期“文士”观念逐步萌生、成长而确立。梳理这个形成过程，是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重要理论向度。 一、汉魏时期“文士”观念的形成 文士脱胎于先秦的“士”。“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①石民，即国家之柱石，“士”居四民之首，可见其在社会结构中之重要。但早期的“士”，或称“国士”，一般是指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随着孔子推行儒家教育，士风发生丕变，知书识礼，逐渐儒士化。在攻伐吞并的战国时代，侠士和策士又蔚然兴起。当时如《韩非子》之《六反》《五蠹》《吕氏春秋·去宥》都有“文学之士”的说法，指的是“学道立方”者、精通古代文献典籍的人，非擅长做文章的文士。 到了汉代，朝廷采取扬儒抑侠的措施，游侠之士或遭到贬斥，或笼入彀中，逐渐衰落。儒士发生分化，“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②。其中能够上书奏记，撰作文章者，如陆贾、董仲舒即为“文儒”。在汉代大一统的时势下，纵横策士丧失了诸侯放恣，处土横议的资本，隶属于天子或诸王，成为操弄刀笔、辞赋专对的宾客，章学诚说：“邹阳、严(庄安)、徐(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③《汉书·艺文志》就著录了苏秦、张仪下至汉代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等纵横十二家。纵横策士上承春秋时的行人，下启汉代的文士之风，是汉代文士的又一重要来源。 但在西汉时期，文士的身份是不清晰的。如司马迁对屈原的“文士”身份并不自觉，《史记》把屈原与贾谊合传，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士，而是因为两人事迹相类。司马迁把《司马相如传》列在《西南夷列传》之下，显然是基于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南夷等实际事功，没有把他视为单纯的文士。西汉武帝时辞赋作家蔚然兴起，但不过是俳优蓄之，宣帝视王褒的辞赋亦仅贤乎博弈而已。文士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阶层，在西汉的社会结构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身份是不明晰的。 到了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皇帝崇儒好文，文治大盛，文士阶层崛起，文士意识也随之逐渐明晰。明帝崇儒，史书多有记载： 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④ 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⑤ 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得失。⑥ 章帝“少宽容，好儒术，显宗(明帝庙号)器重之”⑦，继位后，延续乃父崇儒之风。“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⑧这是东汉经学最为兴盛的时期。章帝不仅好儒术，更喜爱文章，礼遇文士： 及肃宗(章帝庙号)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⑨ 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⑩ 像班固、崔骃这样因文才而受到章帝礼遇的文臣不是少数。明帝、章帝还亲自制作诏书，改良一代文风，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章帝好文，博召文学之士，征辟了一批岩穴之士，促使了东汉中后期文人群体的崛起，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1) 明帝、章帝采取一系列右文措施，为文士设置了适当的官职，将其纳入官僚体系，文士因此而可以晋身仕途。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设置兰台令史，掌书劾奏，校书定字。明帝、章帝时，班固、班超、傅毅、贾逵、李尤、杨终、孔僖等人，都因为名香文美而除授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初设置时，或谓无大用于世，“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王充予以驳斥，说：“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12)东观是明帝、章帝时开设的典藏经籍、校阅文献、撰述国史的场所。李尤《东观铭》称东观乃书籍在林渊，列侯弘雅，治掌艺文。东观与太学齐名，是朝廷里汇聚名儒硕学的渊薮。东观又设置著作郎与校书郎，“著作之名，自此始也”(13)。两者大体上有一定的分工。校书郎主要工作是典校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据《后汉书》，杜抚、班固、孔僖、贾逵、杨终、高彪、刘珍、马融等或“校书东观”，或为“校书郎”。著作郎主要工作是上书奏记，撰述国史，班固、傅毅、陈宗、尹敏、孟异、杨彪、邓骘、伏无忌、延笃、崔寔、边韶、朱穆、马日磾、卢植、李胜、蔡邕等，均“著作东观”。张衡专事东观，班昭受诏就东观藏书阁续成《汉书》，黄香受章帝昭诣东观，读所未曾见书。正是因为明帝、章帝时期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的设立，奖佑文才，汇集文人，才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后来列入《后汉书·文苑传》的文士，多数都有过人兰台、东观的经历，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