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当代文论迎来了一场“伦理转向”。这一“伦理转向”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结构主义中的反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以及西方当代道德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从更具体的文论史角度来说，这一“伦理转向”的主要批判指向是：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内部研究”，以道德作为衡量文学根本标准的道德主义。肯尼斯·沃马克在《伦理批评》中，区分了当代伦理批评的两种范式：“北美范式”与“欧陆范式”。前者以韦恩·布斯、努斯鲍姆和米勒为代表；后者以列维纳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①我们基本遵照了这一框架来梳理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除此之外，又加入了两个分支：精神分析和创伤理论，二者有其独特的脉络。 一、列维纳斯与法国思想的伦理转向 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伦理问题，以致构成了被称为“伦理转向”的风潮。这一“伦理转向”的显著特点在于强调他者的极端他异性，以及对他者的绝对责任。哲学家列维纳斯关键性地助推了这一“伦理转向”。从历史际遇上说，列维纳斯对于“伦理转向”的影响是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逐渐平息而渗透到法国思想中的。随着风暴的落幕，一批当时风暴中的主将开始反思，并寻求左翼思想之外的其他思想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犹太思想和列维纳斯。学界通常将后结构主义的反总体化诉求与“五月风暴”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相勾连，却忽视了风暴后，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他异伦理学对于这一思潮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恰恰是“五月风暴”，为后来法国思想界对于列维纳斯等人思想的接受奠定了基础，因为正是“五月风暴”使得结构主义威风扫地，并使得人本主义开始复苏，掀起浪潮的学生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强调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哲学，来对抗看似坚不可摧的“结构”。而在风暴落幕之后，人们也开始反思和寻求革命的替代方案。如果说革命是欲求另外建立一种法则或秩序的话，那么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的失利，则使得人们在风暴后倾向于去寻求一种更高法，这一更高法即人性或宗教。②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诉求，任何具体的道德律令和规范都可能演化为一种需要去重新冲破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都可能“掩盖和压抑种种越轨的、反叛的或颠覆性的能量”③，而列维纳斯“无限为他者负责”的伦理学则提供了一种“来自无根基的命令，是‘悬置于深渊之上’的必然”，它暗合了“现代性本身的隐秘本质”④。概括而言，列维纳斯对于法国思想伦理转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德里达之所以能够用解构主义来挑战结构主义，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强调了结构主义中各稳定的结构要素的差异性、流变性和不在场性。解构主义对于“他异性”维度的引入破坏了结构主义的稳定结构关系预设，而这种“他异性”维度的引入很大程度上拜列维纳斯所赐。德里达用来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概念工具“延异”“踪迹”甚至“幽灵”等都受列维纳斯的影响颇深。在其晚期思想中，德里达则更是直接地从列维纳斯身上继承了好客、给予、礼物、友爱等伦理议题。德里达的这一“伦理转向”，同时也带动了整个解构思想的“伦理转向”，由于德里达的世界性影响，这种转向早已扩展到了法国之外。在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和米勒等德里达后继者的阐述中，解构已经被延展为了“解构即伦理”或“阅读的伦理”，而列维纳斯同样是他们十分倚重的理论资源。 第二，利奥塔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本身也深受列维纳斯的影响。他曾“赞扬列维纳斯完成了由康德开始的工作，彻底地将‘规定的语言游戏’从任何‘本体论话语’中分离开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无须服从任何命令的完美的‘空’，一种‘无规范性的义务’——这是一种能够和后现代性对异端与播散的强调相一致的伦理学”⑤。在美学层面，正如朗西埃所分析的，被利奥塔重新赋予新意的崇高概念，表面上所继承的是康德的论述路线，而其内核却更接近于黑格尔和某种犹太神学。他对于崇高之中绝对不可见物的强调，也可视为是对某种绝对他者的等待和顺服，而这一绝对他者的来源可以说主要就是列维纳斯。在这种崇高美学中也蕴含着一种伦理学指向，这种指向在利奥塔的见证诗学将这一崇高美学与奥斯威辛结合，并阐述这一超历史事件之不可表象、只可见证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通过其密友布朗肖的中介，列维纳斯的思想也间接影响了福柯和罗兰·巴特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关键性人物。无论是巴特的“零度”，还是福柯的“外部”，都与布朗肖所阐述的文学空间有密切关联，而这一文学空间又与列维纳斯早年就阐述的“有”(il y a)这一概念亲缘。“il y a”作为“不在场的在场”等属性，已经非常逼近后结构主义的某些论断，而布朗肖在将其与文学结合后，进一步换算成了“外部”和“另一种夜”⑥等概念，这些概念对于巴特和福柯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这种难以把捉的“外部性”某种意义上就是结构的外部，结构主义因此引入了一种永远难以被结构所同化、所囊括的他异性。“il y a”对于主体权力的排除，对于价值的悬置，在布朗肖那里体现为其写作所追求的：让他者“无权力的出显”⑦，而这种无权力的出显和抹除主体的写作，导向的便是福柯和巴特所提倡的“外部思想”或“零度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