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循环和悖论

作 者:
王宁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诠释和阐释之于人文学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理论家或一个有着自觉理论建构意识的学者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一个或一系列能够引发学界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概念。在中文的语境下,阐释不同于诠释,前者在于扩大和阐发,后者则在于追踪其本源。相较而言,阐释的意义和价值更大,其目的在于创新。阐释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扩展对作品的理解的同时,往往会碰到另一个问题:阐释的界限。阐释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阐释走上了极端,那就必定远离作品的原意而导致过度的阐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过度阐释也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要区分有效的阐释与过度阐释,以便发现某些过度阐释可能存在的有效性。诠释是没有终结的,阐释更是如此,它如同一个循环,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悖论。任何理论如果不经阐释就没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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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先生的论文《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①也和他以往的那些质疑和批判“强制阐释”的论文一样,发表后在当代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实际上,我在这篇文章尚未发表之前就有幸先睹为快了,在阅读文章初稿时我就萌发了一些想法,现在重读他最终发表的文章,不禁对这位致力于探讨文学作品本来意义的理论家充满了敬意。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及文学理论似乎早已被放逐到了边缘,但是无论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都需要这样具有理论探索勇气的批评家:绝不人云亦云,不仅可以与别人对着说,而且更擅长提出一个命题去引发别人讨论甚至争论。正是本着这样一个初衷,我也效法张江的批评实践,就他的文章未说出的话接着说下去,同时对他的某些不甚完善的理论假想与其进行商榷和讨论。

      在我看来,张江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以“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为题,实际上是想表明,他已经对之前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追寻文学作品的本来意义的努力作了一些修正。他之所以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引入了π的概念,其意在表明,尽管在英语中,我们都用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但翻译成汉语时,则分别是“诠释”和“阐释”,甚至还有“解释”。但在张江看来,上述前二者是有差异的,应对之进行这样的区分:

      所谓诠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π。它的过程是,其一,诠的最终追索,是文本的自在意义及作者的本来意图。其诠释的目标是寻找和确定文本的3.1415。如同圆周率的发现一样,π的确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上的多种方法曾经失败,直到后来的圆面积的无限分割法不断成熟,圆周率才靠近并确定为3.1415,并在此基础上无限延伸下去。诠释亦如此。面对确定文本开始诠之活动,首先是索求意义之π。②

      应该承认,在张江以往的文章以及与西方理论家的对话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试图确定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意图(intention),并试图追索原作者本来所要表达的意义。而在本文中,他依然坚持认为,作品的意蕴(meaning)是确实存在的,但他在反复思考后终于认识到,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蕴尽管存在,但是后者总是不可觅得,就好像π一样,对之的追索就如同一个无限往复的循环。这不禁使我们感到,这就如同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一样,其开放的结构和结尾向我们启示,荒原上的探索(寻找圣杯)是痛苦的,同时也是无止境的,它可以导致死亡,但死亡既是生命的结束,又是复活和再生的开始,因而这段历史就是循环往复的,永远没有终结。诠释作品的原本意义也如同寻找圣杯一样,永远不可觅得,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追寻却使诠释者逐渐接近了原意。

      阐释更是如此,张江承认,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如同诠释一样也是一个循环,它介于有限与无限之间。也即“阐释的目的,就是不断附加文本的无限意义:同一主体可以对文本作无限理解,不同的阐释主体可以对同一文本做出无限不同以至完全相互对立的阐释。更进一步,阐释不是寻找意义,而是添加意义,其意义的扩张与推衍,完全由阐释者决定,与对象文本及生产者无关”③。既然承认了阐释者的理论阐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那么追寻文本的本来意蕴意义何在?我想这正是其文可贵之处:明明知道意义的本源是无法寻觅的,但是对之的探索和追寻仍不失一定的意义。因为在张江看来,对作品意蕴进行追索的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它的价值并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是在于这一行为和过程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讨论。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概念的提出,如果未能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论,那就说明这一理论概念本身或许无甚意义和价值,要么就是同时代的读者和批评家尚未认识到其隐含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随着批评风尚的嬗变,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可能被未来的批评家或研究者发现或“重新发现”,进而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因为“一些当下不被承认的边缘化的阐释,可能跃迁于中心,而成为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公共阐释。阐释的有效性,其历史与辨证的意义就体现于此”④。

      应该说,几年前由张江引发的关于“强制阐释”现象的讨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使得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了国际性的影响。现在,他坚持的这一追寻阐释的不懈努力必定同样会越来越接近作品意义的本源,其意义和价值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张江仍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坚持他对文本意义的不懈追寻,因而在他看来,“阐释可以无限,但非全部有效。只有为公共理性接受的阐释,才为有效阐释,才可能推广和流传,并继续生成新的意义。有效阐释的边界在,且只在公共理性的框架之内”。在这里,张江在解构了中心意识后又建构了可供后来者继续解构的内核——有效阐释的边界。我认为这是张江从中国理论家的视角出发对西方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修正和发展:并非所有的阐释都有意义,只有有效的阐释才有意义,因而才有增值的功能。而平庸的阐释只能是无聊的或无甚意义的。这不禁使我们想到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多年前在剑桥的激辩式演讲中所阐发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进一步阐述。在此只想问道:究竟谁来判定这种公共理性?这种公共理性是由什么人或什么团体组成的?对此张江并未详细阐发。而我则要结合卡勒为“过度阐释”所作的辩护接着张江的话题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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