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中西艺术教育是在交流对话中发展的，将两者的发展现状与轨迹加以比较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十分宝贵的启示，有利于当前的艺术教育建设。通过中西现代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现代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基本特性及其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现代艺术教育无疑是从西方现代开始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随的，其目的是从封建专制对人与人权的压抑中将人解放出来。所以，艺术教育的宗旨始终是人的解放与人的启蒙。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西方艺术教育经过了审美启蒙、审美补缺与审美本体这样几个阶段。欧洲18世纪开始了著名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明确提出“启蒙”的口号。所谓“启蒙”原义即“照亮”的意思，即以科学艺术的知识照亮人们的头脑，高扬自由、平等与博爱三大口号，目标是针对封建制度的支柱——天主教会，旨在削弱封建的王权和神权。在那个时代，审美成为“启蒙”的重要手段。他们一反传统文艺对贵族的歌颂，要求文艺歌颂普通的人民，并将之称为“最光辉，最优秀的人”。莱辛在著名的《汉堡剧评》中指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国家最光辉，最优秀的人”①。而文克尔曼则提出著名的“自由说”。他认为“艺术之所以优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自由”②。18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制度与工具理性的弊端愈来愈明显，出现人与社会、科技与人文，以及感性与理性日渐分裂的情形。这就是所谓“西方的没落”与“文明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学科出现明显的“美育转向”，由“审美启蒙”转到“审美补缺”，由思辨的美学转到人生美学。现代“美育”理论由此出台。众所周知，第一个提出“美育”概念的是席勒。他在师承康德美学的基础上于1795年发表《美育书简》，提出“美育”的概念。大家都知道，《美育书简》还有一个标题：“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可以翻译成“对于完整的人的感性的与审美的教育”，说明《美育书简》的主旨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和对于完整的人的人文教育。在《书简》中他对工业革命导致的人性分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这是一种“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为此，他提出通过美育的途径来将两者沟通起来，克服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他说“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③。美育在这里承担了对于感性与理性分裂，也就是人性的分裂进行补缺的重要作用，成为人性的教育，人的教育。这其实就是当代美育的最重要内涵。其深远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启蒙运动初期理性审美启蒙的内容，而包含着对被分割的现实进行人文补缺的崭新内涵。当然，席勒仅仅是现代美育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而真正将这种人生美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意志论”哲学与美学家。他们张扬一种激昂澎湃的唯意志主义人性精神，力主审美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的生存的最重要价值所在。尼采指出“艺术是生命最高使命”，又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④。事实上，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西方哲学界就开始试图突破启蒙运动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人与世界对立的实体性世界观，探索一种有机整体性思维模式和关系性世界观。这就从世界观的高度为美育奠定了本体的地位。海德格尔提出“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与人的“诗意的栖居”的审美的人生观，明确地为“审美的人生”奠定了本体的地位。杜威则在《艺术即经验》中着力于哲学的改造，提出“审美是一个完整的经验”的重要思想。他说，审美的经验“与这些经验不同，我们在所经验到的物质走完其历程而达到完满时，就拥有了一个经验”。又说“经验如果不具有审美的性质，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整体”⑤。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也开始突破启蒙主义时期以“智商”为标志的、把人训练成机器的见物不见人的“泛智型教育”，探索以新的人文精神为主导的“人的教育”。1869年，查尔斯·W.艾略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提出著名的“塑造整个学生”的教育理念。1945年，哈佛大学提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俗称“红皮书”，将人文教育正式纳入课程体系之中，一直延续至今。2004年，美国理查德·加纳罗与林尔玛·阿特休勒出版了《艺术：让人成为人》（The Art of Being Human）一书，将以艺术为基本内容的人文学教育提到“让人成为人”的教育的高度认识，意义深远。作者在表述自己的愿望时指出，他们希望通过该书的阅读，“学生们将获得更大的信心寻找自己”⑥。2006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世界艺术教育大会”明确地将艺术教育和文化参与提升到人权的高度加以认识。会议制定的《艺术教育路线图》指出：“文化和艺术是旨在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综合教育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于所有学习者，包括那些常常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人群，例如移民、少数民族和残疾人，艺术教育都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⑦ 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艺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因而艺术教育应该成为人人都应获得的基本权利。 我国现代艺术教育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引进并借鉴了大量西方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的理论与经验。但由于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而且在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尽管与西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区别却是非常明显的。从时间上来说，如果欧洲的现代艺术教育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和启蒙主义时期，那么我国现代艺术教育则始于20世纪初。1903年王国维发表我国第一篇美育论文《论教育之宗旨》。该文力倡“教育之宗旨”，提出著名的培养“完全之人物”的路径，其中就包括美育。王国维在此运用席勒的观点将美育定位于“情感教育”。他说“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能不留意也”。而在发表于1906年的《去毒篇》中，他立足于健康的国民感情的培育，而将国民感情的衰败作为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放到了知识与道德之上。他要借助的理论武器并不是欧洲理性主义精神，而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论哲学美学。他在1904年写成的《叔本华与尼采》中将他们两人称作“旷世之天才”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的哲学美学思想无疑是以这种意志论哲学为基础的⑧。我国现代另一位倡导美育最力的教育家则是蔡元培。他在1912年首提美育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对美育作了一番解释。他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者也”。很明显，这里蔡元培运用的是康德有关审美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理论，以图塑造人格完全之国民。蔡氏在此借鉴于康德的并非其理性精神而是其“情感沟通”的理论。不仅如此，蔡氏的美育理论还包含着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在他“以美育代宗教说”之中，就对包括“孔教”在内的宗教的“强制性、保守性与有界性”等压抑人性的弊端进行了激烈地批判，而对人性的自由、进步与普及进行了大力地张扬⑨。鲁迅在其对美育的倡导中更是大力借助于西方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与意志论哲学美学进行他的“国民性”的改造工程。他早在1907年发表的《魔罗诗力说》中就力倡以拜伦、雪莱与裴多菲为代表的八位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发扬他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殊持雄丽之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艺术精神。他还特别张扬尼采的意志论哲学，试图以其熏陶个人人格，重建国民精神。我国另一位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明确提出：清华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周见恰闻”的“完人”、“读书知理”的“士”、“精神领袖”，而不是“高等匠人”。与此同时，梅贻琦对于艺术教育在烽火连天的民族救亡中所承当的“民族启蒙”作用也是十分赞同的，他所领导的西南联大成为民族救亡的大本营之一就是明证。即便是被公认为比较强调审美超脱性的朱光潜也是主张审美人生论的。他在早年的《论修养》一书中力主通过美育“复兴民族”，并要求青年彻底地觉悟起来。他说“现在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必须恢复周以前歌乐舞的盛况，这就是说，必须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又说“青年们，目前只有一桩大事——觉悟—彻底地觉悟！你们正在作梦，需要一个晴天霹雳把你们震醒，把‘觉悟’二字震到你们的耳朵里去”⑩。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以及日益深入的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不断发展。这时，审美启蒙与救亡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产生并指导着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成为文艺与审美的指导原则。产生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名曲，至今仍然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种革命的审美启蒙一直继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的现代化进程，取得巨大成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人文精神的缺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审美教育由审美启蒙进入审美补缺阶段。教育部于1995年提出并开展包括审美教育等重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同时建立了全国性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1999年6月又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新世纪开始后，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原则，更是标志着“审美本体”理念的确立。在这里，“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超越，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观念与模式的重大调整。而“以人为本”则是与之相关的对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强化。“和谐社会建设”意味着审美态度将作为新世纪大力提倡的根本人生观，也就是提倡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他人与自身(11)。而从我国港台地区来说，近年来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与实践也有新的发展。主要是在唯科技主义和唯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冲击，不仅学科科类面临着分割，而且德智体美等统一的“人的教育”也面临着分裂，大学变成“分裂型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港台教育家力主“通识教育”中的“for all”理念应进一步强化，成为“全人教育”，以此作为克服“分裂型大学”的一剂良方。由此力主“反映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不是辅助性的，而是体现大学理念的场所”(12)。由此可见，我国现当代艺术教育始终贯穿着人生教育的理念，是审美与人生的结合、启蒙与救亡的统一，发展到当代则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德智体美”素质全面的一代新人的培养。总结我国近百年艺术教育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世界美学发展人生化的趋势，体现了我国民族崛起的现实要求，体现了我国“成于乐”的“乐教”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