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二十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当文学批评由一种“地方性的影响”而嬗升为一股“名副其实的洪流”并进而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时，美国学者R·韦勒克这样说道〔1〕。韦氏此言是对本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文学批评状况的一个概括性总瞰和恰如其分界定。时过三十余年，当我们立足于真正的“世纪之末”全面回顾检视百年来的文学批评轨迹时，仍然不得不惊叹于这位博学家的前瞻与预言能力。 韦勒克的上述评断同样适用于对本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演进的描述。自从王国维1904年以《〈红楼梦〉评论》首先倡行了中国批评方式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学理转型〔2〕以来，现当代文学批评经由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胡风、茅盾、冯雪峰等诸家的践行，在本世纪上半叶日臻成熟，并在度历了建国初三十年极左思潮影响的某些畸变后，于世纪末的二十年间达到了异常繁茂的境地。这不仅显示在批评队伍的日趋壮大和批评成果的丰富迭多，还体现于批评意识的逐步自觉与批评局面的多元共生。这一系列的繁茂景致终于汇就了1995年的“文学批评年”壮观。但正如时下来自批评圈外的不满与发自圈内的自责所双重反映的，当代文学批评已经介人了“繁荣与萧条同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看似辩证、实则谬诞的悖论处境——一方面，批评的外延不断扩大，在文学的领地中，批评似乎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说、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另一方面，批评的内涵正逐渐萎顿，批评家的“言说”跌入了十分得意亦十分尴尬的地步——批评尺度是无序的，“谁都可以说、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批评话语是紊乱的，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各说各的，“说者自说而听者不听”（客观上听不懂，主观上也就不想听）；批评态度是专横的，不论是言说的内容还是言说的方式，都“独尊一己之说，罢黜百家之见”，某些批评家甚至沾染了“只说不听”的传统家长式霸气；批评人格是跌失的，对作家作品，往往出于某种难以明说的偏执而要么“捧杀”，要么“棒杀”，即如西人所言的拥有了“举之可登天按之可入地”的生杀予夺大权。而随着语言学转向的肇生与深入，文学批评在获得其有益机质的同时不可或免地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悖谬：文学语言对于传统与逻辑的颠覆，直接导致了“话语膨胀（虚肿）”的表征意义危机〔3〕价值体系的多元与混杂随之而起。对于文学批评界的这些萎顿现象，学界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部分论者认为这属于转型期批评的正常翻新，更多论者则指出了这一批评悖谬表象后隐藏的本质危机。比如某位青年学者近期在一文中列举了文学批评所沉浸的种种缠绕（主体缺席、读者丧失、语言陷落、心态逆反、哲学介入、文化塌陷）后指出：目下的文学批评“不仅丧失了作家的信任，而且丧失了社会的普遍信任”，表面的繁荣之下实则已“危机暗伏”〔4〕；还有论者认为这一语言危机背后蕴藏的“完全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危机”〔5〕。这些论断虽不无严重之嫌，但就其征质而言，倒是点出了文学批评中令人警醒的一面。如果说上述的还只是尚在存活的批评的一些病症，那么报刊及传媒中文艺批评版块的削减乃至栏目的取消则无疑宣告了批评和批评家在一些领域的彻底退位。可见，文学批评不仅有“言说”质量高低的问题，甚至包含了有无“言说”的问题。 我们认为，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诸种弱化现象，归根到底，是由学界对批评的理论本质与实践功能的模糊认识和错误定位造成的。在这方面，兼为批评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的韦勒克是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的。韦氏在他丰硕的理论、批评史论著述中阐发了文学上的诸多基本命题，其中不乏关于批评的科学看法和新异观念；而他的批评运作实践也昭示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批评经验。具体而言，韦勒克通过理论阐述和实际践行呈现给中国当代批评界的双重启示分别展现为对批评功能、批评尺度、批评方法等文学批评诸范畴的认知和操作上。 启示之一：何为批评——文学批评观念的廓清与功能的界定 何为文学批评？其学科特性何在？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在人类数千年文学实践后提出这几个问题，颇显“小儿科”、稚嫩态。但在当今中国混杂的创作背景与理论语境下审视它们，就不但不感稚嫩、而且甚觉严肃了。 关于文学批评，韦勒克在其各类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将它同文学理论、文学史作为文艺学的三个并列且密切联系的分支来分析的。在与沃伦合著的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韦勒克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一章内对这三个分支的学科特性作了区分性认定。他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在韦氏观念中，“文学理论”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可贵的是，韦勒克在此分析基础上又以整体的、系统的、综合的眼光指出了这几个学科的“互相包容”性—— 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6〕 可见，韦氏一方面指出了文艺学三个分支学科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它们彼此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同名一章中，韦勒克不但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概念内涵作了进一步区分，而且还对它们的学科特性、功能加以比照性阐析，其中给我们印象尤深的是关于批评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论述。他明确指出，“批评家不是艺术家，批评不是艺术（在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