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备“自为调和持中”的特性，中国的知识人信奉先贤中庸的教诲，这样的文化传统与激进主义毫无瓜葛。但是，我们看到，现当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各派力量的文化博弈不妥协、不让步，锋芒毕露。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是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实现的，其思想方法与学术特征明显带有激进主义的特征。 激进主义的勃兴与特征 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也一直受到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激进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始终居于强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公认带有激进革命的特征。美国学者林毓生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动向。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胡适与李大钊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他说：“1919年是20世纪中国历史悲剧的门槛……李大钊对其抱持‘主义’的说明，预示着激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将采取的意识形态的方向与内容。另外一边，胡适对中国的变革所应采取自由主义式渐进改革的立场做了有力的辩护；当时获得不少人的支持。然而，历史环境对他所提倡的变革方式却极为不利。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途径预设着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存在；在这样的秩序之内以渐进和平的方式进行逐项改革才有其可能。但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均已解体，它是处于深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在这样整体性危机之中的人们，渴望着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能适合当时许多人急迫的心态，也提不出立场达成整体性解决的办法。”①激进主义是五四时期的强势思想意识。在文学审美领域内，激进主义一方面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加速转型与革命发展；另一方面，也时常造成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周期性震荡。 激进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激进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展望在多数时间里淹没在对当下的否定语境中。现代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也带着激进主义的色彩，从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对否定精神的礼赞中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关于激进主义的信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否定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并由此将否定当作一切，将该论题推向了极端。恩格斯认为，对现实简单地说不并不能给现实增添些什么，缺乏与肯定联系的否定是消极的。从否定精神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也带有激进主义的某些特征。但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激进主义，总体而言，它属于西方的理性传统，它不是否定一切，它所表现的对社会的否定是克制的，例如，它并不给予暴力以无条件的肯定；它不一概地否定渐变、改良的意义；它批评现实的时候也乐意指出现实中的合理因素、肯定的因素，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里包含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容。 激进主义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激进主义具有不计后果的蛮干特征，激进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徒逞匹夫之勇，匆忙出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能给个人和集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第二，激进主义不讲求策略，不懂得前进道路的曲折性，不懂得为了实现最终目的需要妥协。第三，激进主义者拒绝作长期艰苦的工作，希冀社会在转瞬间发生符合其理想的突变，因此，它带有显而易见的空想色彩，在文学上它倾向浪漫主义。第四，在思想方法上，激进主义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激进主义不懂得尊重客观规律，用情感代替理智。激进主义者大多是唯我独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脱离实际，随心所欲。政治上，激进主义特别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过度崇拜，不恰当地估计暴力的作用，以为夺取政权将使一切社会问题迎刃而解。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必然提出文化上的激进诉求，要求意识形态的支持。其核心便是要求对新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正当性给予学理上的说明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身上便明显地带着激进主义的性格特征，颇似一个莽夫。他承担着巨大的领导责任，却任性地孤身上街散发传单，作单枪匹马的抗争。他看问题也显得过于偏激、绝对。毛泽东身上也明显地带着激进主义的特征。他以一篇《民众的大联合》引起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广泛注意，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民众的大联合》气魄宏大，富有感染力量，却未能指引走出迷津的路径。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篇情绪化的文章却赢得了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胡适的激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旨趣、性格有了适应环境的调整，变得谨慎、精细。但是，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领导中共打败了得到美国军援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建立了不朽功业后，他身上本有的激进主义故态复萌，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跃进，无视客观规律一意蛮干，期望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使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激进主义得势的原因 激进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得势，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动荡、结构转型、权力重组，容易在社会人群中滋生转型的焦躁，弥漫激进的情绪。而革命力量在它处于弱势地位时也需要将人们的情绪调动至悲剧的高度，用激发牺牲精神来实现政治动员，鼓励人们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奉献一切。文艺界也因之确立了一种“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战时体制③。 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抬头是由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引起的。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阐明的，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动能源自中国知识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意识到中国在制器、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均大大落后于进步了的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场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并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封建统治者对外一味妥协，对内则强化其对人民的压榨。承袭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秉承爱国传统，自觉地承担起救国的责任。一部分激进的知识人决绝地将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沉重负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试图离开已有的文化土壤，完全借鉴西方文化重建现代化的精神根基。群情激奋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特征。鲁迅“自题肖像”一诗，真切地表现了当时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沉重国难时的忧愤深广与叛逆反抗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