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当新一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文人下海的呼声便越涨越高，以至海外同人以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大奇观。然而更值得惊奇的是一批站在岸上的文学中人，他们带着说不清的失落感，渴望着堕落，躲避着崇高，不把自己当“人”。似乎不当“人”便成了不下海之外的选择。这些以玩文学姿态的“码字”者，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宣言中，潇洒走一回。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到底是什么力量呢？到底是社会看不起作家呢？还是作家在自轻自贱？这些游戏者仿佛杂耍的艺人，插科打浑之际倒也捞了不少名利。赚一两笔稿费，玩二、三流女人，便觉得他们开始懂得生活了。于是招摇过市，作甚嚣尘上之势，仿佛时代英雄，文坛大腕，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了。 然而，这代价却是毁灭性的。不仅文人的声誉彻底丧失，就连所谓引车卖浆者流也羞于与其同伍。难道招摇过市之际就真的那么潇洒？殊不知街中已经贴出了“防火防盗防作家”的标语。越过那些让人生烦、起腻的俏皮话，终难掩饰的是没穿衣服的窘迫。贫嘴耍于一时，利欲逞于一朝，然而明天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临？假如明天真的来临，还会有什么花招障入眼目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一句素朴的真理，它告诉人们实诚的东西才有可能永存。作为伪装的一切都会被卸下来的。人们在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谁又是始作俑者呢？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堕落了，那么谁是这个堕落运动的急先锋呢？这倒让人想起历史中一个常见的现象：社会的堕落往往是从堕落的文人开始的，或者说，文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一个典型的象征。 我们的社会一点一点地富裕起来，物质前所未有地丰富了。看着日本的电视，穿着巴黎的时装，我们仿佛已经国际化了，进入文明的前沿地带。然而在某一个偶然的黄昏或某一个静寂的夜晚，我们猛然之间会觉出些许的苍凉来，环顾四周我们似乎什么也不缺，唯独缺少的就是我们内心曾经为之激动的理想。理想之光黯淡了，精神之火苍白了。守望着飞动的红尘，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语之感笼罩着我们。我们的人民在向贫困开战中，却面临着新的贫困的阴影。穷得只剩下钱了，说的就是口袋满了、脑袋空了的景象。这时，人们便翘首以待那些精神的战士们，渴望着从他们那里出来清新的精神的风。然而众里寻它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些游戏的知识分子正忙着赶集、忙着快乐，他们一样的两手空空，一样的没有慰藉。于是一种深刻的失望产生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作家在堕落，批评家也在堕落，他们随手拈来西方新而又新的名词，当做可居的奇货，玩得倍热，仿佛手中的鸟儿，节候一到便去放飞，而节候一变便象熊市的股票赶紧脱手。鸟儿飞来飞去，而批评家就是这些玩鸟的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样的鸟。于是文坛便象乱了方寸的赌场，热闹得很，也空洞得很，除了乌烟瘴气之外，人民看不到他们期待之中的光芒，他们伤心而失望的眼神，便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那些金色的麦芒，那些金色的牧场到哪里去了，这是一种来自时代深处的呼喊，透过细雨，透过热风，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追问着我们。 就是在这个苍茫的时分，北京大学的一批固守于精神园地的人们发出了重返理想的召唤。他们从边缘的圣地向人民的中心挺进，和他们亲切而热烈地站在一起，共同回答着时代的追问。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景象，在一个世纪的日落和一个世纪的日出之际，理想的光辉重新照耀了我们。谢冕先生在谈及北京大学时，曾经说“这圣地绵延着不熄的火种”，这火种正是难以磨灭的理想精神，这精神不仅属于圣地，也属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不仅属于辉煌的过去，也属于被人们展望和想象的未来。只要这个理想精神还在，我们就会有永远承载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会象海子说的那样“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到了游戏终结的时候了，我们将拒绝漂流，并在理想的精神上找到我们寄居的家园。田园荒芜兮胡不归，让我们一起在精神的田园里朴实而辛勤地劳作吧，该想想我们拿什么馈赠给未来的世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