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90-06 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等人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①。从一般的意义看，隐喻是偏离本义的表达方式，即用某个语词暗示某种意义并实现交流的语言现象。隐喻虽然在诗歌里应用最为普遍，但在小说、散文、戏剧、故事、寓言、神话等中也很常见，甚至也存在于演说、政论和科学著作中。可以说，隐喻不仅是重要的修辞手段和文学手法，也是重要的美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现象。 一、隐喻的修辞学 “隐喻”(metaphor)这个词源自希腊文“metapherein”，意思是“转移”或“传送”，“它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之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②。也就是说，在隐喻中，字面上表示某个事物的一个词或表达，可以不需要进行比较而应用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如《诗经·桃夭》中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盛开的桃花与新嫁娘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以桃花表示新嫁娘，就是隐喻。在《修辞学》(一译《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把隐喻视为语言转义的一种方式，隐喻是通过引入两个事物的比较，脱离了字面意义而充当了一个相似物的替代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隐喻的两个原则，其一，“隐喻关系不应太远，在使用隐喻来称谓那些没有名称的事物时，应当从切近的、属于同一种类的词汇中选字”，这就是隐喻理论史上著名的相似性原则；其二，“隐喻还取材于美好的事物”，即隐喻作为转义应当产生令人愉快、耳目一新的效果。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又说，“隐喻就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名词借来运用”，“运用好隐喻，依赖于认识事物的相似之处”④。这种研究方式可称为相似性思路，该思路假定了用于比较事物的特征先在于隐喻，隐喻的使用既可以借此物来指代与认识彼物，还可以加强语言的修辞力量与风格的生动性。这样，隐喻便与类比、转移、借用、替代联系在一起。《荀子·非相》也说：“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也是强调比喻、隐喻的解说功能，说明中西方最早关于比喻、隐喻的研究有相似的修辞学背景。 在古典修辞学中，隐喻尤其借助于相似性。隐喻作为比喻的一种，包含了把两个事物进行关联、比较和替代的精神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一点在诗歌中尤为明显。如《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雎鸠求鱼来暗示男子追求女子。青青河畔的雎鸠在静静守候小鱼的到来和男子向心仪的女子表白，具有相似性。而对于这首诗的解读，就要破解这相似性。中国古典诗词中对比兴手法的应用就利用了相似性原理，以彼物言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所以常常包含了隐喻。然而，虽然类比是中西方隐喻共同的作用原理，但具体的导向却不尽相同。加拿大学者高辛勇认为：“西方偏好隐喻是因为它的思维作用和它的导向超越的作用。中国的比则侧重于它的解说功用。”⑤西方的隐喻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重视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中国受到天人合一等宇宙有机论的影响，隐喻的建构致力于拉近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走向了“比”的“类同”。无论是道家的“物化”，还是儒家的“比德”，都有这个倾向。正如汉代的王符所说，“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论·释难》)。而西方学者尽管承认隐喻是“依靠‘内部’和‘外部’特征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修辞手段”，却主张隐喻自身的独立价值，“隐喻忽略了带有它意味着的实体的虚构的、文本的成分。隐喻假设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内在于和外在于文本的事件、语言的字面形式和比喻形式可以区别开来，字面形式和比喻形式是可以分离的特性，因而可以互相转换和替代”⑥。 到了20世纪，隐喻研究出现了另一种路径，即英国学者瑞恰兹提出和倡导的互动论。在1936年出版的《修辞哲学》中，瑞恰兹认为隐喻是通过喻体或媒介(vehicle)与喻旨(tenor)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喻体就是“形象”，喻旨则是“喻体或形象所表示的根本的观念或基本的主题”。隐喻的形成并不取决于本体和喻体两个要素的相似，而是保持了在语词或简单表达式中同时起作用的不同事物的两种观念。在瑞恰兹那里，喻旨是隐含的观念，喻体是通过其符号理解第一种观念的观念，隐喻是给我们提供了表示一个东西的两个观念的语词。“当我们运用隐喻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一个词或短语将两个不同事物的思想有效地结合并支撑起来的，其意义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产物”⑦。在此基础上，瑞恰兹给隐喻下了个定义，“隐喻看起来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一种语词的转换与错位，从根本上说，隐喻是一种不同思想交流中间发生的挪用，一种语境之间的交易”⑧。瑞恰兹认为，喻体和喻旨之所以能够互动，在于二者有“共同点”(ground)。他举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说的一句话：“这些家伙会像我做的那样在天地之间爬行吗？”(Hamlet:“What would such fellows as I do crawling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在这里，爬行是喻体，喻旨是哈姆雷特挽乾坤于既倒的艰难使命，爬行和哈姆雷特的当下处境有共同点。 我们知道，古典隐喻理论把主语或第一成分视为本义(本体)，喻义是用来做比喻的第二个成分(喻体)。瑞恰兹的互动论其实是把喻体当作本义，发生意义变化的是喻旨。可见，互动论的最大特点是建立了隐喻本体、喻体及喻旨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淡化了本体及其与喻体的相似性，强调语境对语词本义的优先性，内容(喻旨)与表达手段(喻体)同时出现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凸显了语境在隐喻中的地位，是对古典隐喻理论的突破。利科认为，瑞恰兹隐喻理论的贡献就“在于排除(隐喻)对本义有所暗示，排除所有求助于观念的非语境理论的作法”⑨。 但是先前的隐喻理论无论是相似论还是互动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把隐喻局限于语词，至多是语境，把隐喻视为日常语言的变形。相似论把隐喻理解为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忽视了喻旨以及喻体和喻旨的共同点；互动论看到了喻体和喻旨的共同点，又淡化了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关系，因而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修辞学的藩篱，难以对文学中的隐喻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文学中的隐喻，需要对隐喻的三角关系进行新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