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理想主义被宣告“终结”之后，耻谈理想便沦为时尚，一个没有理想的文学时代同时飘然而至。告别传统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道理：那是与政治神学相结合的理想主义，是制度内的意识形态一部分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使这一理想主义具有了强加性，这把叙事的信仰这一理想主义具有了强加性，它把叙事的信仰和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转换为集体的想象，并逐渐使话语进入“人民记忆”，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内心统治，因此便成了一家独大、一时横溢的具有道德化色彩的思想观念。它迫使所有的人都去相信：“那也是我的理想和追求”，并暗示，鼓励所有的人在此岸拼了命地锻造彼岸的梦想。它的后果及负面影响是我们昔日经历并承受过的。因此，人们对传统的理想主义表现出失望或拒斥是大可理解的，那堂而煌之的宣喻或承诺终因其虚枉而迟迟不临难以兑现。 一家独大的理想主义的幻灭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真空，精神空间同理想主义的缺失和中心价值的解体而全面陷落。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颓败的现实处境证实了人们内心的虚空和贫困，守望人、幻灭者、绝望感一时俱生，人们从文学中能寻到的快乐仅仅是浅薄的调侃和没有廉耻的暴露癖。于是我想到了理想主义旧话重提的必要和可能。 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是“新理想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文学的理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烛照下，文学应当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并为解脱人的精神处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应当通过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在文学的娱性功能之外，也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藉慰和照耀。当然，它并不因此而重复“集体想象”的故事，没有代言情怀，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又使他对现实充满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在理想的背后，它不隐含任何神学语义，因此它不具有类宗教的功能，它不企望对人实行新的精神统治，它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形式显示并昭示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无限可能性，他们创造的“第二现实”，其间隐含或体现着他们的智慧、品格及操守。理想精神的坚持是文学持有严肃和真诚的必要条件，它将鼓舞作家持久地坚持在纯正的艺术之路而免于沉沦。 “新理想主义”既然是一种理想，它同样无可避免地具有情感愿望的意味，它同样是我们虚设的一个意义的支点，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但是乌托邦显然是必要的。迷乱、颓败的九十年代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乌托邦的丧失。那种务实的、功利的、实用的观念统治了文坛，它刺伤了被动的自尊心并蒙受耻辱。因此，我们宁愿“生活在别处”，在“新理想主义”的空间寻找我们的精神出路。事实上我们已隐隐感到，具有新理想主义意味的作家作品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他们一次次刮起了思想的风暴，面对因叙事而强化了的颓败的文化处境，他们发出了“来自灵魂的声音”，面对失魂的文坛，他们发起了“精神的圣战”，他们对在谎言中狂欢奔突的城市漂浮物们发出了决斗的战书。这些被我们命名为“新理想主义”的作家，是来自文学界有素养、有准备的并有勇气承担风险和孤独的人。当“先锋”溶入历史，“新潮”难以翻新、趋新的潮流丧失了最后的资源之后，他们“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他们特立独行的思考和人格力量自然给人以鼓舞。他们在时尚的对面。在迷茫的世纪末以坚定的理想人格和价值目标坚守于精神高地，因此我们也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之的敢于“坚持知识分子最后的英雄主义”立场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