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6）03—0007—08 检视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外文学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苏联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俄苏文学作品曾滋养了我国几代文学工作者，俄苏文论与批评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理论批评、创作实践以及存在状态、运作方式、发展走向等各个层面，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就这一影响的历史结果而言，无疑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中国文学固然获益良多，但同时也颇受其害。从中国文学作为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还是对于20世纪俄苏文论，我们都有过许多偏离、误读和遗落。这一文学接受史的经验无疑是值得认真予以总结的。 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20世纪初期，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实绩，就和成就辉煌的俄罗斯文学一起，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在五四时代中国知识界广泛引入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想文化成果的潮流中，俄国文论与批评著作也开始被译介到我国来。从那时起，它便开始对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主潮和社会批判倾向的形成，对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的养成，以及社会小说、问题文学的勃兴，发生直接的影响。鲁迅、胡风、周扬等人的理论批评活动，均深受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滋养。其中，胡风在别林斯基那里领受了关于“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的现实主义见解，还有“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相统一的思想；他对“主观精神”、“主观力”的强调，也和别林斯基关于作家、诗人的“主观性”的议论密切相关。所以他曾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50年代在我国文学的“百花时代”中兴起的关于“写真实”、文学“典型”和“形象思维”的三场讨论，其基本内容也是别林斯基文学理论中的三大基本命题；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则成为同一时期我国美学界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中分别以蔡仪、高尔泰、朱光潜、李泽厚为代表的几种不同观点的理论根据之一。直到80—90年代，当代批评家雷达关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年度评论式的一系列论文，关于8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多余的人”形象系列的发现，仍显示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明显影响；而现代文学专家钱理群的专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则受到屠格涅夫的那篇才华横溢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直接启发。 然而，我们对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的接受，却久久局限在别、车、杜三大批评家和现实主义作家的范围内，现实主义之外的理论批评，几乎全部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如果我们沿着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发展的轨迹作一纵向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较为熟悉的别、车、杜三大批评家以及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之外，伴随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进程，还曾出现过感伤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斯拉夫派批评、唯美主义（“纯艺术论”）批评、“土壤派”批评以及包括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和心理学派等在内的学院派批评。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们曾片面地认为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史上仅仅有一个现实主义流派，而且都是千篇一律的“社会历史批评”。这些认识和判定，和它的原本状态之间，显然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上述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从观念上看，我们长期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界“独尊现实主义”的影响。从现实层面着眼，现代中国文学曾一度比需要任何流派都更迫切地需要现实主义。前辈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们，只能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情势下作出如此这般的选择与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始终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有限的接受，当成“放送者”本身的全部建树，并且以自己的片面接受为根据反过来批评“放送者”，那么也许就有些轻率了。 直到20世纪晚期，我国文学界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的片面接受局面，才开始被稍稍打破，如冯春编选的《普希金评论集》（1993）、倪蕊琴编选的《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1982），都收有一系列非现实主义的批评家的论著。这些首次被译介到我国来的资料，虽然数量有限，但毕竟使人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之外19世纪俄国批评成果的一角。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一书，则第一次为汉语读者系统地描述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史，以相当的篇幅论及许多过去为我们所不知的理论家、批评家，从而为人们全面认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成就，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然而，由于大规模接受俄罗斯文学的高峰期早已过去，已很少有人能以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遗产了。因此，我国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所进行的这些努力，已较难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活中激起热烈的回响。 中国文学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纳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发展过程，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浸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一系列经典阐述，曾给予现代中国几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重要的理论滋养。但由于时代条件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文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主要是通过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述、苏联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某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及一度被推崇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的主张而实现的。这种特殊的接受路径，不仅曾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关注侧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长时期内中国文学生活的基本格局。 众所周知，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后，我国文坛曾出现过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热潮。从1929年起，由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陆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由陈望道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由“左联”东京分社成员集体编辑的“文艺理论丛书”，也由日本东京质文社出版。从这几套丛书所包含的书目来看，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作家，对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具有高度的热情和充分的积极性的。但是，在他们所译介的著作中，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论著，所占的比例却偏小。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少数著述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外，人们把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波格丹诺夫的《新艺术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一般性论著，体现苏联文艺政策、反映苏联文坛论争状况的文献，还有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的相关研究著作或资料选编，都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介绍过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文学界人士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的机会较少，故基本上只能通过苏联和日本的有关资料来了解和接受它。但这些著述和资料中的一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是截然有别的。它们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和现代文学的发展，曾产生过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既显示于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理论著述中，也体现在“左联”的纲领、路线和文学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