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6-0001-07 本论文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为个案，发现在文本分析的层面，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不能完全地抵达文学本真，不能充分地揭示文学性产生的原因。但是，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在解释文学的社会、文化等语境因素方面，又确有其特色和价值。于是，本文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文学的文本分析方面，有哪些其他文学研究方法具有与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相会合的可能？有怎样的学理依据？怎样会合？ 一、发生结构主义的几个相关概念及其归结 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既继承了法国自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甫、泰纳以来的以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传统，也和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格雷玛斯等结构主义学者思路有暗合之处。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体现为他的一系列理论范畴。主要有诸如“有意义的结构”、“超个人主体”、“发生结构主义”、“社会精神结构”、“世界观”。这些概念是他在《人文科学中的主体与客体》、《社会学认识论》、《文化史中有意义结构的概念》、《社会结构与结构的集体意识》、《文化创造的主体》、《“世界观”概念在哲学史上的运用》等论文中被表述的。而他的《隐蔽的上帝》则是文学社会学方法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一系列悲剧分析中，如上一系列理论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突显了出来。 1.“有意义的结构”是关于功能、结构和意义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这也是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他认为“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功能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在它们恰当地完成了某一功能的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1](pp.12～13)。“有意义的结构”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可以解释社会结构，也可以解释文化创造物的结构，更可以以此理解各个不同层次结构的相通性。在《文化史中有意义结构的概念》一文中，戈德曼声称，有意义结构是他理解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1]（《引论》，pp.10～11）。 2.“超个人主体”的概念。戈德曼的方法论很重视“谁是主体？”的问题。戈德曼说：“我要提醒大家，有意义结构只有在超个人主体的层次上方是可能的。”[1]（《引论》，pp.15～16）戈德曼认为，个体的建构只有在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之衍生的诸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历史就是在超个人主体的层次上被创造出来的。超个人主体在诸个体的精神范畴和那些文化创造物之间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功能。质言之，创造和感知、理解“有意义结构”的只能是超个人主体。具体到艺术，戈德曼说：“审美价值属于社会秩序，它是与超个人逻辑相联系的。”[1](p.109) 3.“社会精神结构”的逻辑前提是“有意义的结构”和“超个人主体”。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和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因此是社会精神结构。精神结构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它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1](p.182)。 4.“发生结构主义”则是对于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有意义结构”的动态理解。这个理解是建立在对人类学的成果吸收之上的。就是主体精神结构和外在世界之间达成相对的平衡，而人类活动在改变着世界，由此既消除旧的不相适的平衡，又产生趋向于将再被取代的平衡，打破—产生—再打破—再产生的结构，则被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 5.“世界观”的概念，基于前面所分析的各个概念之上。依据戈德曼的逻辑，我们可以在精神结构与世界观的关系上来理解戈德曼的“世界观”概念。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说：“精神结构仅仅以趋向于我称之为世界观的一种连贯(coherence)的趋向形式而存在于集团之中，因此这种世界观并非为集团所创造，它只是使集团有可能将这些趋向集合起来的动力，集团只是阐发（单单集团就能够阐发）世界观的组成因素而已。”[1](p.183)也就是说，在戈德曼看来，世界观乃是指一种联系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世界观不是个人性的观点，而是一个能够代表，或者说能够作为一个社会标志性的集团化观点。戈德曼在《社会学认识论》这篇论文里说：“当每个集团都趋向于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之时，我们把这些精神结构称之为世界观。”[1](p.66)如果说，社会的精神结构是一种客观的可以作为考察对象的存在的话，那么，戈德曼的世界观则可看作既是对精神结构的概括和表述，也可看作是抵达这个存在的路径。正是因为如此，戈德曼自己也确实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界定世界观的。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2](p.18)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的第一篇第一章“全体与部分”可看作是他阐述全书所运用的总体方法论的一章。在这一章里，戈德曼指出，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康德、帕斯卡尔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2](p.19)。戈德曼把贯穿在帕斯卡尔和拉辛作品中的观念即世界观概括为“悲剧观”。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工具或者说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迪韦尼奥在《戈德曼和世界观》一文中称，戈德曼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世界观”这个概念。迪韦尼奥认为，这个概念解释了文学作品的记实层次，从而显示了任何具有社会学观念的美学特殊任务[1]（引论，p.20）。对这些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了如上分析之后，我们以“世界观”作为进入论题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