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1-0122-06 近年来，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势劲头，“转向”说、“跟风”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1]，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学／文艺／文化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一 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与文化诗学的关系 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对此有过清晰论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2-3]。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亦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或趣味发展史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3]（412、406页） 文化研究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家又如何见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类型：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其中的作家社会学和公众社会学研究。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并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同样被他当作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 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学科史视角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与相互交织，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所谓“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命名。尽管这种文化诗学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文化诗学固然重视“文本”的阐释，不过，其阐释的重心并不在于“审美”与“诗意”，而在于“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4]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是基于有意识地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4]（前言）而这，恰恰也正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立场与目标之一。可以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针对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与无限度地扩张，以至于威胁到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危险之弊端，童庆炳先生等一批学者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其旨趣，在于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强调既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因此，这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富于针对性和建设意义的。 文学界对文化研究最大的不满，主要就在于它“泛学科”、“非学科”，甚至“反学科”倾向。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文化化”倾向，已成为当前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5]。的确，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