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7)01-0001-07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思想史上，文艺术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精华与奥秘所在。道、气、性、势、格、思、境、心物、意境、神韵、神思、意象、情志、格调、情景、趣味、境界、意在言外，这些充满着民族气派与风韵的术语、范畴，创成于当时，留存于当今，亘续于未来，早已超越专业范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瑰宝。 然而，对于文艺术语在中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及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存在着许多误区。对于这些误区与误读，在近年来的文艺学与美学研究领域，都有过一些厘清与辨证，涉及许多深层的问题。然而，从中华思想文化的体系角度去加以辨析的，迄今还没有相关的论述，本文试对此进行专门的讨论①。 术语作为一般的名词概念，原本指技术范畴。通常认为，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指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但是术语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度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指称。中国古代一向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体的器物可以用术语来界定与指称，而形而上之道则是超验的精神实体，因而难以用名词术语来规定，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就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作为本体的道是不可言说，无法指称的，老子《道德经·四十一章》还指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因此，对于形而上之道的术语，人们对于其命名只是相对的，与作为器的命名的术语有所不同。基于此，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属于道的范畴，因此，对于其的命名与判断显然是宽泛意义上的指称，不同于技术范畴的术语。在释义上与理解上，显然具有较多的阐释空间，这既增加了解释的难度，同时也留下了创造的智慧。这种两面性是我们都要充分考虑到的。 中华民族是人类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传统没有中断，生生不息的民族。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创建与高峰阶段，当时希腊、中国、印度等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个年代人类文明崛起的重要标志，是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凝聚了各自民族的思想精化与智慧，汲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创建了新思想成果，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了万古不息的生命力。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便是这个“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人物。 孔子将仁学与礼乐文明结合起来，用诗书礼乐教化学生，培育人格。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的话概括了孔子继承中华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仁学与礼乐思想。他是从精神文化的高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批评方法。因此，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从诗书礼乐出发来教育弟子。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还指出：“诗可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了道德的最高层次在于自由与快乐之中。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君子，首先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遵守道德，胸怀仁义，最后还要游习于各种各样的技艺之中。这里所说的“艺”，也就是礼乐书数射御之“六艺”。关键在于孔子所说的“游”，不仅是指学习“六艺”，而且是指游刃有余，在熟练掌握中获得一种自由而恬然的心境感受，孔子将“游于艺”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三种道德教育之上，包含着将艺术与技艺消融、升华人格境界的意思。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古时往往诗书礼乐并提，包含着既是典籍也是礼乐文明的意思在内。钱穆曾指出：“《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1]这是从儒家经典与礼乐对应的角度去加以论证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即仁学，是由孔子奠定的，而在仁学中，诗与乐则既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途径，又是最高的境界，西方在近代的康德人本主义哲学中才臻于完善，而孔子的仁学则很早提出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早慧。 在孔子思想中，文艺术语成为重要的内容，比如六艺之教，诗书礼乐，兴观群怨，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中和为美，思无邪等，成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王国维在1904年《教育世界》杂志上写过一篇《孔子之美育主义》指出：“今转而观我孔子学说，其审美学是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2]157王国维指出，孔子思想的基础是诗书礼乐，在现代则可以称作为美育，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而孔子美育内容则是诗书礼乐。孔子的文艺思想奠定了美育基础，而这种美育与孔子的政治思想，即德治、礼治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孔子的文艺思想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美育与政治学相分离，强调文艺的独立价值的思路，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从中国文化特征出发，我们很难将文艺思想从政治、道德思想等范畴剥离开来。西方自亚氏开始，习惯于将知情意三分法来对待人的思想文化，而中华文明则强调三者的统一，当然，在特定环境下，也重视三者的区分。不过，与西方的思路还是有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