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我们当下的文化界或浩瀚的现实生活中并非没有崇高和英雄，虽然他们是极少数的。英雄形象是他们长年用心血进行自我塑造的结果，崇高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所得。当某人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们完全可能回答“我是英雄我怕谁”。当他们以英雄自居，他们就会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他们会发觉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里他们是严肃的，也不妨是活泼的，他们决不愿在这里作挤眉弄眼的“调笑”或低眉下眼的“幽默”。 当今中国文化界有另一类人，他们声称他们是藉故意糟践自己、糟践文学的方式来说出皇帝新衣的真相，声称这是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在我看来，他们糟践了自己、糟践了文学这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未必说出了皇帝新衣的真相，未必就是佯狂。 他们标榜他们是反伪崇高伪英雄伪姿态的，这很好，应予以鼓励。可事实上怎么样呢？他们在以流氓自居的时候，已经四处在为流氓痞子小人庸人等辩护了，甚至干脆视流氓痞子小人庸人为真英雄了。他们要求对痞子应予以同情、理解、尊重，不应对痞子一笔抹杀，但从他们一贯的或已有较长时日的言行来看，真是显而易见，他们是巴不得把崇高与英雄从我们这个时代给一笔抹杀。他们巴不得把当今这个巨大转型期中所产生的“人文精神”、“文艺复兴”、“大写的人”、“英雄”、“新人”与“文革”及“前文革”中的那些现象混为一谈，而且已经有人在这么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了。我震惊他们的“文革”情结何以到如今还未能消解？由于“文革”中有伪崇高和伪英雄，他们就以为当今的一切崇高都是伪崇高一切英雄都是伪英雄，他们已经巴不得“崇高过街、人人喊打”，而“老鼠过街”则“鲜花掌声”了。 在这个似乎只满足于调侃、附庸、色情的文学的时代，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果真是成功的么？除了腰包越来越鼓之外他们的精神也随之鼓荡起来了么？除了满足了与他们有同等趣味的那些人的消遣欲窥视欲之外他们已经有资格赢得我们的尊敬了么？为什么在老作家当中我们更尊敬鲁迅先生呢？为什么在青年作家当中我们对张承志予以更多的肯定呢？难道我们再没有客观、宏观、微观、直至主观的比较了么？ 请不要因为英雄也有一两个弱点就咬定他们是伪英雄了，但如果由于流氓也有一两个值得同情和理解之处就让他们来充当英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不祥了。 责任编辑注： 何西来、杜书瀛、钱竞同志《论当代中国文学的道德风貌与文学家的人格建设》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12期65页。此文原载《太原日报》1994.10.27.(2)。 秦晋等同志《文学：呼唤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道德：首都部分学者、理论家研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道德问题》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7期59页。此文原载《光明日报》1994.6.22.(6)。 刘润为同志《理想是文学的灵魂：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封通信》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6期9页。此文原载《中国文化报》1994.4.27.(3)。 薛毅等同志《虚无主义或者理想主义》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10期20页。此文原载《上海文学》1994年10期。 细谷草子先生《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6期20页。此文原载《绥化师专学报》1994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