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126-04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没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它是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进才出现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话语当中，现实主义却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诗经》被描绘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所有的作家和作品都被划归为现实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范畴中然后再进行分析，这个奇特现象非常值得深思，我们有必要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联与比较中寻找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文论对真实性、写实手法的推崇以及社会关怀的精神向度与现实主义文论的特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使我们可以在法国学派的实证性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同质性的平行研究之外，按照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的方法[1](P335)进行比较成为可能，我们以此作为五四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影响的内在历史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我国新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接收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从而有助于探求中国新文学发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与世界文学交流的特点与规律。我们将这个特定的范围限定在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接受的第一个阶段，即落根发芽阶段，本文中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主要是指19世纪产生并成熟于法国的现实主义。 一、现实主义文论概观及其与中国文论的关联 要对现实主义做一个确定的概念性的描述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的随之变化。仅就现实主义在法国的发生和成熟而言，现实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有损传统的、粗俗的”文学艺术流派出现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万国博览会上举办的个人画展的展品录目中有一篇序言，题为《现实主义》，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运动的宣言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宪章，其中有这样的陈述：“能够按照我的判断表现我的时代的习俗，思想，风貌，一句话，创造活生生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2](P114-115)法国最早阐述现实主义流派的作者之一埃·布维埃在其专著《现实主义战役》中指出这一流派“竭力主张真实，未加工的真实，从而一致获得现实主义的称号”。[2](P114)可见，现实主义流派一开始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内容上的真实性，风格是很质朴的。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发表后，由于其卓越的艺术风格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才纠正了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忽视艺术风格的偏颇，福楼拜和巴尔扎克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大师，尽管巴尔扎克是在去世后才被发现他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的。巴尔扎克就很强调作品基于生活和观察的真实性、典型性，同时也强调作家的感情灌注和艺术修养： 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的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任何一个史诗式的主人公，他不仅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而且它还同时是我们发自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一个人格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就好比是我们的愿望的产物、是我们希望的体现。他们身上生动丰富的色彩就表现出了作家所再现的实在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他还高于实在的人物。[3](P103-104) 以上现实主义的特点从创作的角度也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概念有时是以创作方法的形式出现的。现实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人们对科学的崇尚和进化论在自然、社会领域的盛行，相应的，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泰纳就主张社会现象和精神生活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描写和解释，在《艺术哲学》中他谈到了将自然科学的客观原则用于精神领域和批评当中，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又谈到了决定文学创作的三个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些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被稍后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加以吸收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自然主义除了同样遵循真实性原则以外更加强调用客观冷静和科学实验的方法描写生活。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现实主义的概念和说法，但是，其中不乏现实主义的主要创作原则和要素。就创作的真实性而言，老子在《道德经》里就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辨，辩言不善”的说法。庄周《南华真经·渔父》篇里记载了孔子与渔父的关于什么是“真”的问答：“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4](P230)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借刘向、杨雄之口称赞司马迁《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明清小说也强调“文字逼真，化工肖物”（叶昼评点《水浒传》）[4](P248)，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也有“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反失其真传者”[5](P4)之感慨。不过，中国文论中的真实性传统往往偏重于“情真”，“为情者要约而写真”，反对淫丽夸饰，“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诗无古今，维其真尔。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6]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乃至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属于“真性情”一路。而西方文论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摹仿论的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自然到亚里士多德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摹仿现实，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家、作家。“真性情”是基于我国抒情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繁荣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摹仿论则适应了西方文学中叙事文学见长的特点，是对戏剧、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