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40年代为数众多的书写延安的西方人中，斯诺的名气最大。其原因，不仅仅因为他是最早进入陕北红区的西方人以及书写者，还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开启了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全新方式。但斯诺的中国书写对于有着漫长传统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的范式意义，却一直未得到深入的讨论。不仅在美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美国新闻史》或《美国文学史》中很难找到这部非虚构作品的踪迹，甚至一些以“美国的中国形象”为名的历史著作中——如哈罗德·伊罗生(R.Harold Isaacs)的《美国的中国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①以及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林(T.Christopher Jespersen)的《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②等，也未对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情形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未有改观。周宁近年出版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③是一部8卷本，洋洋300余万字的巨著，其中100余万字是作者的著述，另一半多的篇幅收录了700余年西方关于中国的主要代表作或节选，囊括了数万部西方文献，系统勾勒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根据周宁的归纳和总结，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一定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象征系统，这一象征系统由六种类型构成，以1750年前后为分界点，分为前启蒙运动时代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与后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前者为美化，即乌托邦，后者为丑化，为意识形态。在周宁看来，西方的中国观，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对地理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周宁的分析无疑深有见地。但在谈到斯诺时，周宁仍然像他的美国同行一样④，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周宁归纳的这个简明而清晰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显然放不进斯诺。在写作的年代上，20世纪30年代的斯诺属于周宁所定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时期，但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却又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乌托邦”。这部既未参与“后启蒙时代”西方知识对中国的“丑化”又不同于“前启蒙时代”对中国“美化”的作品对周宁总结的自洽而工整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斯诺的范式意义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取决于斯诺及其仿效者的中国书写对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全新意义。斯诺的写作并非个案。20世纪30、40年代，尤其是在斯诺的《西行漫记》发表之后，一大批西方人造访并书写延安，包括尼姆·威尔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爱泼斯坦、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拉铁摩尔、托马斯·阿瑟·比森、菲力甫·贾菲、汉森、斯坦因、哈里森·福尔曼、斯蒂尔·托平等等。这些人身份不同，包括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外交官，甚至传教士，信仰与政治观点不同，性别年龄各异，但与斯诺一样，这些人在抵达延安或红色中国后，都不约而同对延安产生了好感，以致国民党政府开始阻止西方人继续前往延安“朝圣”⑤。当1944年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让有11名西方记者参加的访问团访问延安时，有的官员担心会因此而产生另外“11个埃德加·斯诺”⑥。这些信仰如此不同的西方人都被延安所改变，我们由此面对的就远不只是斯诺的个人传奇，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情感结构”与“集体无意识”。 除此之外，斯诺及其效仿斯诺的中国书写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与《西行漫记》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斯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加入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官员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埃德加·斯诺、T.A.比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万斯·卡尔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到过共产党的占领区，并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这些活动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几乎毫无影响。”⑦在这一意义上，《西行漫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仅仅许多年轻人是因为这本书而奔向延安，走上革命道路，许多共产党员也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认同。换言之，这种中国书写不仅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曾被一层独特的光晕所笼罩，《西行漫记》无疑是这层光晕的重要缔造者。 由此，《西行漫记》不仅仅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更是理解中国人现代认同的一个极具症候意义的文本。 一、《西行漫记》、《大地》与《独行中国》 《西行漫记》的“划时代”意义，可以通过与两部同样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同类著作的比较来加以讨论。这两部作品，分别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以及英国探险家和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的游记《独行中国》(One's Company：A Journey to China in 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