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文艺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赖大仁,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兼职博导。(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包含着解构与重构的双重特性及其复杂意义,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探讨后现代主义及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后现代性和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两个方面加以论析,发现其中所显示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既具有特定的历史反思精神和思想观念解放的意义,也反映出某些非理性的颠覆消解冲动和粗鄙化、低俗化的审美趣味,容易使当代文艺实践陷入非理性化和非审美化的误区,值得引起关注和警惕。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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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11-070-076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革与文艺发展,无疑受到国外多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尽管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看法往往显得比较暧昧复杂,理论界的一些认识评价也显得分歧较大、褒贬不一,然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却已经广泛渗透到当今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更深入渗透到当代文艺实践活动之中。虽然现在还未必能够断言当今中国已形成如西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但要说当代文艺发展已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后现代性,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它给我国当代文艺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怎样的认识?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基本特征

      关于后现代主义,西方理论界并没有明确一致的看法,不过综合各种“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也许可以这样来认识:无论从什么角度和意义来看,“后现代主义”都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主要用以指称西方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显示出与此前的现代主义文化形态明显不同的特性。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文化“事件”,或是指一种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他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1](P390)伊格尔顿也曾这样表述他的看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他又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2](P1)综合理论界的基本看法和笔者的认识理解,也许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反叛性与解构性。所谓解构性,就是对既已形成的各种权威性的传统观念、理论范式、原则规范等等,加以怀疑、批判、否定、颠覆、拆解,试图为新的认知和思想理论观念的建立开辟新的空间与途径,这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哲学立场。比如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把批判颠覆的目标直接指向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从西方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哲学,都无不把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如中心、本原、普遍规律、本质意义等等,当作哲学的终极价值和最终目标,然而此类东西不过是人们的构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传统哲学观念设置的中心与非中心之类的二元对立,潜藏着强暴性的等级关系,而这种等级关系恰恰是需要颠覆和解构的。德里达以解构“言语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为突破口,试图打破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封闭性文本观念,从而为解构主义哲学与文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利奥塔从“知识合法性的”批判反思着眼,把怀疑与解构的矛头指向了“元叙事”(或曰“大叙事”)、“元话语”、“元规定”等传统“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他看来,任何科学或知识形态,在其起源和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都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就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就是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它保证了从古典到现代各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这种大叙事就失去了可信性,必须将其解构,从而建立新的叙事或语言游戏的规则。概言之,后现代主义普遍具有一种颠覆的冲动,普遍怀疑和解构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传统规范与既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重构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游戏规则与合法性基础。

      二是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理论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强调思想的自由、平等、民主,在理论观念与方法上极力倡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如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激烈反对教条主义和绝对化的方法论,认为许多所谓“元理论”、“元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他所极力倡导的是多元主义方法论,即非理性的、开放的、自由的、神话的、富有生命力的方法,而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哈桑从解构性与重构性的双重维度,概括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不确定性、非规范化、碎片化、零散化、无深度性、混杂性、狂欢性、内在性等等,显示出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其中首要的特性即“不确定性”,它包含模糊性、随意性、多元性等多重含义。他认为“不确定性确乎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由此也就带来多元性的后现代景观,事实上“多元论现在已成为后现代所表征出的躁动不安的境况”。[3](P123-125)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特别强调上述理论观念,目的正在于打破传统预设主义的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确立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求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做出合理性的解释。这一理论观念在文化艺术领域和各种学科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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