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尽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与语言学的经典命题，从先秦至今，一直被热烈地谈论着。人们不断发掘这一命题背后所隐含的语言学、哲学乃至美学、诗学意义，衍生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与观念，诸如微言、不言、忘言、诗无达诂、言有尽而意有余(无穷)、意在言外等，并与相关的范畴如比兴、风骨、气韵、谐隐、意象、意境、趣味等相联系，对深化传统哲学、语言学以及美学、诗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综观中国古代关于“言不尽意”的讨论，视点始终处于游移之中，焦点有时针对文本自身，有时聚焦于作者和读者，有时面对整个言说对象。为什么会出现“言不尽意”或“口不能言”的现象？如何“言”才能“尽意”？怎样才能做到“知言”？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倘若选取一个固定的视点，站在单一的立场，确实难以回答。然而，古人还是试图给这些问题以解答，但目标不一：或尝试找到一种正确的解决方法，或尝试得出一个定论、发现某种真理，等等。客观地说，古人并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目的。当庄子满怀激情地陈述轮扁“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①的斫轮体验时，站的是作者(制作者)立场，强调个体体验的不可言说。为什么不可言说？庄子没有回答，确实不好回答。而他的“不言”和“忘言”对言意的理解极其深刻。同样，当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②时，站的是读者(阐释者)立场，不是强调《诗》不可理解，《易》不能占卜，《春秋》没有达例(针对相同之事，依据大小程度与层级的差别用语不同)，而是强调这些经典的意义深刻且多元，要做到真正的把握不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董仲舒也没给出完整的回答。他只是简单地解释了“《春秋》无达辞”是因为《春秋》的语言“体天之微，故难知也”，③赞美《春秋》的语言是天才语言。及至后来，人们在赏玩诗词歌赋时，把“言不尽意”派生的言有尽而意有余(无穷)、意在言外等语言特征视为一种高妙的境界，认定它是艺术意境生成的根本，如此一来，“言不尽意”便获得了美学的升华，成为衡量文学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究竟“言不尽意”是怎样形成的？是文本自身的原因还是作者、读者的原因？其对文学艺术审美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这都是重要的阐释学问题。本文拟站在当今阐释学的立场予以讨论，尝试发掘其隐含的阐释学意蕴。 一、“言”与“意”的悖论 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是阐释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阐释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西方的发明，Hermeneutic是这门学问的称谓，它研究的是意义的理解问题，其中包括对语言、符号乃至存在、现象的理解，涉及深层次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问题。然而，将Hermeneutic译成汉语究竟应该选择什么名称，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译为解释学，有人译为诠释学，还有人译为释义学。施莱尔马赫、赫施、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西方经典作家的著作译成汉语，被分别译为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释义学，并且这些译名常常交互混用。选择使用哪一个汉语词汇，其实就代表译者对Hermeneutic的理解。究竟哪种理解更为合理？更接近Hermeneutic的本质？张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站在汉语的立场，认为阐释、诠释、解释、释义是有明显的意义差别的，这些差别关乎学科的性质。中西文化史上都存在大量的经典，解释、理解经典带动着各自的学术发展，形成各自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催生了专门的学问，西方称之为Hermeneutic，中国则称之为校雠学、小学、文献学(包括章句、注疏、正义、笺注、集释等)，生成了许多观念与理论。这些关于解释、理解的学问应该赋予一种怎样的汉语称谓？基于对阐释的公共性的认识，张江先后发表了《“阐”“诠”辨》《“解”“释”辨》等系列文章，从辨析汉字入手探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立足于构建当代阐释学，极力主张“阐释学”应当成为当代阐释学的基本称谓。“易言之，释起于解，依分而立；诠由解始，依诂而正；诠必生阐，尚意大开。解为分，诠为正，阐乃衍。由解而诠，由诠而阐，实现阐之完整过程，达及最高目的。阐，生于解与诠，实现解与诠。‘阐释’，应为当代阐释学之基本称谓。”④笔者认同张江的看法，选择并使用阐释学的概念，从阐释的公共性出发，解析“言不尽意”的阐释学问题。 “言不尽意”作为一种观念产生很早，作为一个命题却是《周易·系辞》明确提出来的。《系辞上》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⑤ “子曰”虽然不一定是孔子所说的话，但却表明一个事实：这段言论一定是不早于孔子时代的记述。也就是说，“言不尽意”是春秋以后的说法。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针对《周易》说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书不尽言”是说《周易》的文字并没有完整记录作者之言。李道平引虞翻注云：“谓书《易》之动，九六之变，不足以尽《易》之所言”。⑥“言不尽意”是说《周易》的语言没有完整、准确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何以见得？值得深思。关于《周易》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非常复杂，《系辞下》说，包牺氏“始作八卦”，只是强调包牺氏创造了八卦。八卦演化成六十四卦，不仅有卦象、爻象，而且有卦辞、爻辞。卦象、爻象是“象”，卦辞、爻辞是“言”。“象”与“辞”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说，《周易》的文字(“辞”)不能完整、准确地记述作者的语言，而它的语言(“辞”)也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单纯的语言达不到目的，所以才会用“象”(卦象、爻象)来帮助，而“言”“象”结合是能够尽意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很明显，《系辞上》的这一段文字是在解释《周易》为什么会是一个“言”“象”结合的文本，因为只有“言”“象”结合才能“尽意”，即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这就涉及一系列阐释学的问题：语言在表达中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语言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意义？语言表的是谁之意？等等，这都是不容易解答而又必须解答的问题。 就阐释的实质来说，阐释是一种领会和判断。当阐释者阐释一个文本时，如何证明阐释的有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海德格尔说：“语言作为说出过的东西包含有一种对此在之领会的解释方式。解释方式像语言一样殊非仅止现成的东西；它的存在是此在式的存在。”⑦“对此在之领会”既是一种“先入之见”，“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⑧同时，也是依据当下的情状所展开的理解；而“说出过的东西”则意谓它是过去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凡说出过的东西都有一个过去的、历史的情境。任何一个阐释者在对阐释对象发表理解时都已经拥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先入之见”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结合当下的，因为融合了体验、记忆与想象，所以，有时明确、有时模糊，并以此为依据下判断。作为《周易》的阐释者“子”是如何判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就是因为他内在已经有一个明确或模糊的“先入之见”，而《周易》的语言表现不符合他的理解期待，单单通过语言理解不了《周易》古经的精深意旨，必须结合“象”才能理解，于是，他便判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不经意地发现了“言”与“意”的悖论，而这种悖论恰恰是普遍存在的理解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