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好奇，是后人对明代文学在审美风格上的一种直观感受。尤其在明中后期，很多文人都会自觉地以“奇”来自我标榜，并对以雅正为美的主流审美风格进行有力的突破与革新，其中最为典型且声势浩大者，莫过于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文人。时至今日，公安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公安派诗文的风格之奇也有学者曾经论及。①然而仍有一些问题少有人关注，那就是：公安派在当时是以一种怎样的文学姿态进入文坛的？②在流派林立的晚明文坛中，公安派是怎样将自身与其他流派简易直截地区别开来的？这种文学姿态又是怎样一步步生成的？对于不愿以文人自居的公安派文人，倘若仅着眼于文学层面进行讨论，无疑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他们的人格层面，才能对其文学主张予以更为深刻的观照。 事实上，公安派文人在人格上大多具有鲜明的尚奇特征。本文首先将对公安派文人对“奇”这一概念的本体性言说加以研究，其次对公安派奇人的类型加以梳理，最后再以奇人观为基础，发掘这一人格观念在公安派文学姿态生成方面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一、公安派文人关于“奇”的本体论 长期以来，在古人的认识观念中，奇往往和“怪”“异”等概念相挂钩，处在与“常”对立的位置。并且，在常奇之间有着地位高低的差别与不可逾越的界限。如《说文解字》释奇：“奇，异也，一曰不耦。”(许慎 101)《洪武正韵》以“奇”释“怪”：“怪，古坏切，异也，奇也。杨倞曰：‘非常之事曰怪’。”(乐韶凤 宋濂 159)不仅在字书中的解释如此，从明人的一些文集、杂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特征，如明初文人郑真曾说：“夫天下之理，亦惟其常而已。非其常，则为怪、为异、为变，徒以骇耳目之观听，奚可哉？”(郑真 16)来知德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平常，对怪异而言。平常者，怪异之反也。”(来知德 111)可见，在大多数文人的观念中，“奇”是和“常”相对的一个概念，代表着罕见、怪异的观念或事物，同时又被文人赋予了和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的意味。 然而，随着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衡量“是非”“常奇”的标准由外在的见闻转移到个人的内心当中来。尤其是左派王学思想家李贽，由于他本身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加上与耿定向论争一事的外在激化，逐渐开始旗帜鲜明地以异端自居，对常的主流地位提出了诸多质疑。在《焚书》中，他非但不认为常奇对立，反而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乃至彼此转化，更加积极地鼓吹奇、提倡奇，这也为公安派奇观念的新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陈刚 110—112)。 公安派文人首先认为，“常”和“奇”并非事物本身所具备的物质属性，而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感觉性概念。也就是说，不是事物奇，而是人在主观上觉得某事或者某物奇。故而判定一件事物是常还是奇，其决定因素并不在于物，而在于认知主体的主观见闻。见多识广，奇可为常；孤陋寡闻，常亦为奇。正因如此，常和奇的标准开始具备了主观化、多元化、个性化的色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以往对于常、奇的刻板认知。江盈科曾甚为透辟地阐发这一道理：“盖世所常见，虽奇亦常；则世所不常见，虽常亦奇矣。夫见之常不常，其概在我，而辄以定物品，不亦谬乎？”(江盈科 294) 既然常奇的判定取决于个体的见闻与认知，而个体的见闻范围、认知能力又相对有限，故而公安派文人认为，不能以一己之见闻来定义或衡量整个世界。对于和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应持一种包容的态度；对于未见未闻的事物，应从心理上保持一种敬畏感，而不能认定死理、迂腐固执。 袁宗道就认为，太过执着于是非同异的区分，是“学未至圆通”的表现：“学未至圆通，合己见则是，违己见则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车；以鹤胫之长，憎凫胫之短也。夫不责己之有见，而责人之异见，岂不悖哉！”(袁宗道 226)袁宏道也认为，一己之耳目口鼻皆不可凭据，皆“不可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凭之为是非明矣。”(袁宏道 798)正因如此，在他看来，以长议短、以大议小、以圣斥狂、以常斥奇，都是个体太过执着于自身感受的不合理行为。袁中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人身之在四海，[……]目光止于百步，耳根限于一垣。所闻所见，所卜度者几何，必欲取信睹记，则无常不奇。”(袁中道 937)又说：“不可以我辈不闻不见，而遂断为无也。”(袁中道 851-852)江盈科亦指出：“昔庄生少仲尼之闻，非狂言也。理自无涯，即仲尼安能穷其涯？”(江盈科 294)既然宇宙自然之理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以一己之见闻来定义“常”“奇”，站在“常”的角度对“奇”加以诋毁便成了一种拘挛之举。 正因为以上对于“奇”的认知，“奇”在公安派文人那里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既然常、奇可以随着个人的主观见闻而改变，那么，为了达到一种“视奇为常”的精神境界，他们往往会十分积极地追求奇、探索奇，从而增加个人的知识见闻。事实上，李贽就已将常奇概念的打通寄托到了个人的识见上，他说：“不知人能放开眼目，固无寻常而不奇怪，亦无奇怪而不寻常也。”(李贽 24)而袁宗道则沿着这一思路明确表示，文人应该“大其识”：“盖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而包罗一世之襟度，固赖有昭晰六合之识见也。”(袁宗道 92—93)那么应如何大其识呢？他认为，首先要“豁之以致知”(93)。所谓“豁之以致知”，就是“要求增加一个人主观识见的广度”(尹恭弘 21)。陶望龄也提出：“余以为常怪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倾也，如反覆手。然善学者必历人世之奇而后可以反吾常。”(陶望龄 236-237)可见，对于奇的执着探求与广泛涉猎，既是一种见闻上的增广，又可以实现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