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1990-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拓展与突破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理解;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学理批判。王元骧于1993年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实践偏向新理论路径。童庆炳于1999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新论断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存在着三次较为显著的理论偏向:其中的“实践偏向”发生在拓展与突破阶段,其他两次分别是“确立与巩固期”的“认识偏向”,“恢复与反思”以及“发展与深化”阶段的“审美偏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还存在着对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对实践意涵以及实践与认识、审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自洽、系统化等突出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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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03-0172-11

      DOI:10.19862/j.cnki.xsyk.000383

      一、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发展与深化阶段(1984-1989年)的“升级迭代”并不意味着反映论文艺学的学科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工作已“大功告成”。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迄今仍然是一项“未竟”之业。回眸20世纪9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继续进行“拓展”乃至“突破”就成为了王元骧、童庆炳等自觉担负的理论重任。①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提及,198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阶段性“节点”:它一方面意味着钱中文、王元骧等在“发展与深化阶段”对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大新命题的初步知识化、系统化、教科书化,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理论重心的转移即“实践偏向”在“拓展与突破阶段”的发生。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时期性“节点”:它一方面标志着“反思与突破期”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大新命题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被进一步称之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围绕这两大新命题在“综合与超越期(2000-2020年)”所展开的新论争种子。

      为了比较清晰呈现、粗略描述、扼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1990年代的相关新变,本文大体以1993年为界把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再细分为拓展(1990-1992年)与突破(1993-1999年)两个时段。拓展时段主要是对1980年代文学反映论总问题的再思考、再阐释,体现出一定的新知、新见,聚焦于文学反映论与主体论、价值论、生产论等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问题。突破时段主要是通过对文学的认识性与实践性关系等问题的探讨,经由“实践偏向”走出1980年代所提出的文学反映论新命题依然受制于“认识论范式”这一理论困境。此外,通过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的再反思、再阐释,借由“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一新论断来维护、捍卫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新理论命题的历史正当性、现实合理性、理论合法性。

      与之前的三篇论文一样,本文以语境化与知识化这一双重视角为切点,以时间发生为脉络,以重点人物为对象,以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对“拓展与突破阶段(1990-1999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尝试性探讨:对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的新理解、新洞见;对文学反映论新命题存在问题的理论反思、学理批判;对文学反映论新命题“纯认识论范式”予以突破的新路径:实践偏向。

      二、对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的新理解、新洞见

      部分学者对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的新理解、新洞见主要涵盖在三个问题域: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属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总问题,但其意涵在1990年代尤其是初期得到了一些新拓展。

      先来看部分学者有关文学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关系问题的新思考。如同1980年代那样,199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界存在着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仅就共同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信念而言,文学反映论领域同样存在着以陈涌、蔡仪、陆梅林等为代表的坚守论与以狄其骢、王元骧、童庆炳等为代表的发展论这两种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②正如一些学者所论,文艺理论界与哲学界一样,1990年代的问题焦点已不再是主体性是否存在,而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主体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根基问题。③在一些学者看来,刘再复等的主体论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掇拾了古今中外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伦理观和文艺观,因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④他们认为,主体及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位置,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体论必须坚持反映论原则,应自觉把主体论纳入到反映论的理论图式之中;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体论,既不能离开反映论去虚构艺术的“本体”,也不能无视艺术本体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是实践的反映论,它并不排斥主体的能动作用,文学反映论应当加强对主体的研究。⑤董学文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两种主体观,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体观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又从根本上改造了旧反映论的粗糙状况,能动反映论和正确主体观实际上是侧重点有别的一回事,把反映论和主体观尖锐对立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⑥

      朱立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在根本上并不矛盾,应从唯物史观出发直接推演出艺术生产论,而艺术反映论的哲学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艺术生产论在范围上大于艺术反映论,前者在性质上更切近于艺术的特殊本质和艺术运动的特殊规律。⑦问题在于,如果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根基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艺术反映论的哲学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此种理解其实隐含着如何一步理解与把握两者的关系问题。按照王元骧的相关论析,如果说1990年代的艺术生产论呈现出从微观向宏观推进的倾向,那么文学审美反映论则呈现出从宏观向微观研究推进的趋向,虽然艺术生产论比文学审美反映论更富有创新精神和理论探索勇气,但艺术生产论要健康发展就不仅应吸收和充实认识论的内容,而且还应该与人生实践层面的内容进行有机结合。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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