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7)06-0065-06 一 在建构任何理论体系之前，在批判任何理论体系之前，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明确的、合理的理论体系观。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观，就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之建构与批判。 刘梦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于理论体系进行过较深入认真的思考。他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今后应当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现实目标。”[1]认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系统性，只是一些零碎的和片断的观点，构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必须是经过严密论证和发挥的理论形态，光有观点还不能作数”。三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包括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或一个单独的学者的理论体系的完成，还应该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四是“应该有表述和论证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的相应的逻辑结构”。五是“应该提出新的研究方法”。[1]这些观点今天还有启发性，但也有要求过苛、悬鹄过高的局限。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连最起码的理论体系的初步探索还做得不够。对于理论体系不能过于理想化，不能一蹴而就。要求过苛、期待过高，反而会束缚对于理论体系探索的手脚，使人心虚怯阵、知难而退。这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观念本身就带有旧理论体系观的印迹。按照辩证法，所谓“完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不“完整的”；“完整”就意味着停滞，意味着不再发展。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连理论体系的大胆尝试都少见。亟须的是鼓励大家敢做、能做的理论体系观，而不是把大家吓跑、缩手的理论体系观。缺乏以具体实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观，再完美也是空谈。 理论体系的缺失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注意。比如尚永亮就指出古代文学研究陈陈相因、缺乏创新，“著书而不立说”，“重文献学研究而轻文艺学研究”的现象，提倡“研究必须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文艺学研究理应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2]傅璇琮、蒋寅在所主编丛书的《总序》中从整个学术发展趋势的高度指出：“作为古典学术重要分野的古典文学，知识积累和更新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层积的、零星的历史知识亟待整合，具体的艺术经验亟待理论提升。总之，一个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已到了亟须加以清理、淘汰、整合并最终系统化、理论化的时刻。这不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3]而实际上，古代文论领域已经进行了可喜的尝试，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系列（《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就开了个好头。 然而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于理论持排斥、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先前的各种体系大厦都坍塌了，建构理论体系早就失败了。但是任何房子都会倒塌的，是不是因此就不造房子、不住房子呢？旧体系的坍塌、旧建构的失败，是否就永远终结了理论体系的任何尝试的可能性呢？吸取既往教训、大胆进行新的探索，是不是也应该予以肯定呢？ 现在的学界面临着复杂的理论形势。黑格尔式的宏大体系早已是明日黄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曾受教条式路线的影响与干扰，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模式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一直处于不断被“祛魅”的过程中。这既是好事，但也有问题。最大的后遗症就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在文学研究界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伴随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被忽略甚至遗弃。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不能不是理论界的一个迫切任务。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建构是仓促的、草率的，是带有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祛魅”的性质，或者说具有修正它、抛开它，甚且与之竞争乃至取而代之的多种意图。这诸种复杂的情形难以缕述，但由此导致的局面就是，90年代以来理论建构遭受了空前的冷遇。喧嚣之后是沉寂，是学界各自为政。 但是，无论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于理论体系本身缺乏必要的先行检视，对于何为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作用缺乏必要的思考。这就导致不论是建构还是拆解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当务之急是对于理论体系观念来一番先行审查，确立一个相对合适的理论体系观念。 二 明确自觉的理论体系观念是西方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产物，我们谈论理论体系问题，有必要对此作简要的追溯和梳理。 海德格尔说：“明显和真正形成体系，在西方开始乃是作为追求数学的理性体系的意志。”海德格尔“回思近代形成体系的条件”，这些条件也是“今天各门科学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大致是：1)数学作为知识尺度占优势统治地位。2)知识的自我确信的优先地位。3)“我思”的自我确信。4)思维的本质规定成为存在的法庭。5)知识与信仰的分裂。6)人的解放与由之而来的征服与控制及重新赋形。[4] 如要追溯理论体系的渊源，则至少应上溯到笛卡尔。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5]，他要把一切置于理性的普遍怀疑的目光下，“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从此，就像“阿几米德只要求一个固定的靠得住的点，好把地球从它原来的位置上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一样，哲学家也一直醉心于寻找理性的“阿几米德点”，以便把理论建构于确切无疑的基地上。[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