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9)11-0031-09 陈涌，原名杨思仲，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4年任《解放日报》记者，后任文艺副刊编辑、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人民文学》、《文艺报》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1960年被派往兰州艺术学院，后又调往西北师大任教。1978年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艺组组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文艺报》主编，曾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 陈涌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他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评论革命文艺作品，也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发表意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和文艺形势，为陈涌这位日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在对新涌现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千里江山》等作品进行评论的同时，还对文艺与政治、艺术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对鲁迅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进行研究。“不管他的鲁迅研究，创作评论，还是他的理论探索，都贯穿着一个总结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已有成就和经验，探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的基本精神。”[1]陈涌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切中当时文坛时弊，遭到姚文元的批判，并因此获罪，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严重挑战。为此，陈涌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张。他率先垂范，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恢复其本来面目、丰富其理论内涵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己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中外文艺发展史的深刻了解，对文艺与政治、艺术与生活、艺术的主体与客体、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现实主义与反映论、文艺中的人性与阶级性、艺术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文艺学方法论等重大理论难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面临严重挑战，有人声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讲的只不过是文艺的“外部规律”，文学研究“要回到文学自身”；也有人宣扬文艺的指导思想应该“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能是其中的“一元”；还有人鼓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早已“过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过是些“战时的文艺政策”，应对其“实行整体性的推倒重建”。一时间，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一种颇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面对此种局面，陈涌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上的指导作用，也和它在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思想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一样，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文艺。”[2](P53) 陈涌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决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的深刻了解。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风风雨雨，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工作，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有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但它一直是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它保证了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又成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只要不是带有成见或对历史事实很少了解的人都会承认，现代中国许多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都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其中如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作家。”[2](P230)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陈涌，还通过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得出结论：“在鲁迅创作和活动的最后十年，突出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天才作家身上的意义和作用，突出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无限的生命力。”[2](P24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涌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经验，阐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陈涌看来，我们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并非因为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成了领导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便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是被无数次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他还结合对那些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言论的辨析，从多个侧面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首先，陈涌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迄今最先进的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都以某种哲学思想为其理论基础。一种文艺理论的学理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哲学基础先进与否。陈涌在谈到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时指出：“只有把意识称作物质关系的意识，把思想最后归结于经济、思想关系最后归结于物质关系，把意识、思想关系看作是经济、物质关系的反映，才有可能真正发现思想变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思想中发现列宁所说的重要性和常规性。只有这样，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才能真正变成科学。这个观点和方法，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完全是一种革命，一种创举”。[3](P676)他不但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希腊、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这几个欧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重要时代的艺术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和政治经济的联系的论述，说明“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现象，不可能解答为什么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面貌是这样的，而另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是那样。”[2](P124)而且又通过对恩格斯关于歌德、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瞿秋白关于鲁迅的评论的分析，有力地说明：“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理解任何复杂的文艺现象，能够解决任何复杂的文艺问题”。[2](P243)依陈涌之见，即使是一些人所谓文学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离开对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把握，也是无法加以科学的解释的。他以中外文学史上典型人物性格的发展为例说明，无论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涅赫留道夫，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贾宝玉、阿Q、吴荪甫等，其典型性格无不是其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反映。“要想完全排除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去探究审美特点，最后只能走向绝境。”[2](P137)因此，“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原则说成是‘外部规律’，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也会带来有害后果。”[2](P123)“如果一定要问，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普遍规律对文艺来说是外部规律还是内部规律，那只能说，这是最深刻、最普遍的内部规律。”[3](P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