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暮秋的挽幛悲壮地悬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时空驿站之际，栖息于高校校园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落泪了。他们沉重的告别了成熟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收揽了拥抱现代主义文学必须以生命代价所付出的非理性精神亢奋和意志张扬，在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中义无反顾地扑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此，东方大陆学院派文学在这些文学圣徒们的最新赌博下，以其“后现代”（Postmodern）式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话语表述方式， 颠覆和消解着结构这个当下社会“文本”的话语权力。评判一切存在价值的圣权和独占在他们的沉默和无言中被蔑视了。这无疑是一个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后的最深沉的反抗。也正是如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空跨度中，学院派文学痛苦地走完了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精神磨难历程，在八、九十年代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学院派文学代表作，正是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展览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痛苦和精神蜕变中所沉沦的人格、灵魂和他们隐匿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给出一个设问，什么是学院派文学？（注：按：这也是当代文学思潮在九十年代的终结期遗留下的历史性设问。对“学院派文学”这个概念的界定及其之所以产生和怎样生存的理论阐释，大陆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还没有过多地涉猎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谢冕曾提出过“学院派批评”的口号。） 学院派文学是在八、九十年代于高校校园文化母体中孤独出的一脉文学思潮，学院派文学的创造主体都是咀嚼过高校校园文化的欣乐和若涩的天之骄子；学院派文学的题材周延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其透视了在校园文化母体中孕育的男女大学生们的文化心理，尽管这种文化心理可能是他们蓄意为情造境所呈奉的虚假文明和真诚丑陋，另一方面其又涉猎了这些受过校园文化洗礼的文学圣徒们用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和道德价值标准读解、评判校园文化的题材；学院派文学的主题在这些大学生的激情灼烧和精神窒闷中表现出一种深沉而自虐的无主题变奏，因为，精神的流浪使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他们命中注定要浪迹思想的天涯，他们无法、也不愿寻找精神的终极家园归宿，也正是精神流浪的无所皈依，铸造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思想在无中心散点放射状态中呈现出的未确定性（Unspecialization），无主题就是这些文学圣徒们在学院派文学作品文本中热烈拥抱的主题，正如石磊在《我的大学》一诗中道白：“揣着五颜六色的渴望第一次远游来到这所城市大学／一大堆日子淹没在无主题变奏曲中／听书馆一万个声音重复着世界人生／你一头撞碎了萨特弗洛德们的喋喋不休。”（注：《我的大学》石磊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开放的天空——最新中国校园诗歌选萃》西马、老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43页。） 这就是我们给出的关于“学院派文学”这一概念的基本界定。 学院派文学崛起的自觉以八十年代刘索拉描写音乐学院大学生生活的《你别无选择》为历史界标，其起势就以生命的非理性冲动颠覆着痛苦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理性沉思，也更以一种现代主义文学的颠狂势态摇旗呐喊，并且也宣告了八十年代当代文坛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了主潮。从此，学院派文学也开始了它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却的痛苦历程。让我们的思考先驻足于学院派文学的前奏——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这里启开我们的思路。 毫无疑问，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是从高校校园率先走向社会的。而撕开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帏幕的肇事者也正是那批涉世浅薄且故作城府深沉的男女大学生。他们大都是取胜于激烈的高考竞争，从中学直接跨进高等院校大门的佼佼者：“我们每人都是一座小心翼翼的火山／郁积着无数热情的火焰……长这么大我们学到些什么／考试、考试、考试——然后补考／我们是考大的／并且以后还要考！”（注：《大学生狂想曲》赵月梁著，见于《当代大学生诗选》韦云翔、岑玉珍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他们所拥有的幸运也正在于他们涉世未深的浅薄。他们没有充分地投入过社会，从学校到学校的直线旅程就是他们的人生阅历：因此，他们对历史和社会充满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也正是这种涉世未深的浅薄使他们在精神和思想上，从来就不愿意背负历史和社会的积淀所威压给人们的文化负重感。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是赤身裸体和通体透明的自我。 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丹尔·贝尔（Daniel Bell ）曾给出过一种关于现代性身份的定义：“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我在选择和行动的中创造我自己。这种身分变化是我们自身现代性的标记。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认知和身份之源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天启的神谕抑或理性。经验是自我的巨大源泉，并且与各种他者的自我相对抗……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注：Daniel Bell:The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NewYork.P137.）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文化心理就是这样契合于现代性，一切尽如索姆所描叙的那样：“他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人。”（注：《与非门》索姆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所谓“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也就是在人格与思想上没有被界定。索姆在《与非门》中让王征稳坐柏拉图的“理式床”脱俗地高叫：“我就喜欢这个‘可能性’。”（注：《与非门》索姆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这个“可能性”就是现代哲学所倡导的人类生命的“未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生命的“可能性”和“未确定性”诱惑着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的空缺中自由、彻底地品尝生命，像渴望阅读诗歌一样渴望读尽社会和人生就是他们企盼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