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经立义”首次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后来，刘勰将其简化，《文心雕龙·辨骚》云：“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前者旨在评论屈骚，后者意在辨述骚评。汉代士人曾掀起了一股研究屈骚的热潮，淮南王刘安开其端，士大夫王逸集大成。然而，在这一研究潮流中，尽管他们由于各自的生存与文化经验不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儒学经义作为屈骚评判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无一例外地把“依经立义”作为屈骚解读的首选方法。无论是褒扬派的刘安、司马迁、王逸，还是贬抑派的扬雄、班固，他们在看似截然不同的意见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所谓“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王充《论衡·程材》），都以经义作为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经义在他们那里都具有至高无上不可违背的权威性。究其实，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中国文化圣人孔子所删、定、著的典籍——《诗》、《书》、《礼》、《春秋》、《易》确立为法定的经典，遂出现经学。诚如朱熹所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①“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②这就分别从创作和接受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圣—文”的密切关系，即“圣人”通过“文”（经）让人们懂得“道”，而人们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在获得“道”的同时还可以依经典产生新的意义，这样便形成了中国“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因为经学的兴起，是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统一思想的需要，所以当时的意识形态权威对“经”有着不同以往的解释，从而形成了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从汉代经学注重对经典“本义”的发掘，到宋学提倡以“六经注我”，再到清代“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朴学，今古文之争此消彼长，直至经学衰亡。 综观自汉迄清中国两千余年的释经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古今文学派释经的方法不同，但其释经的目的却无异：一是通过“释”来确立经典；二是通过“释”来彰显经义。不过，无论是确立经典还是彰显经义，其最终目的都是树立经典的权威，因为“圣言至尊，圣言中的歧义不仅关涉到生存的理解，也关涉到生存的方式；圣言失去了确定性，信仰者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③通过对经典的确立和经义的解释，人们可以获取圣人的旨意，从而有了行动的指南和方向。而这也正是中国经学“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不过，这种“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在方法论上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首先，“依经立义”所依之经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所有经典，而是仅限于儒家传统的经典。换言之，经学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主要是从孔子开始，就奠定了经典文本的解读模式，即“述而不作”，“以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普遍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④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其所以能够基本上维系于一个大致相同（或相通）的思想体系之中，除去以‘宗师仲尼’为其主要旗帜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批贯通古今的基本典籍，就是孔子所整理编纂删订的《六经》。”⑤而所依之经的局促却导致了严重后果，尤其是清代朴学主张“无征不信”、“孤证不立”、强调用证据说话，反对望文生义，这固然具有实证的科学精神；但宗儒轻子、墨守经籍的用证规则，使朴学把观察对象拘泥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导致学问道路愈走愈狭隘，最后转入歧途，渐呈偏枯之象。 其次，“依经立义”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以尊奉经典、效法古人为圭臬，以对儒家经典的整理解释为意义生成的基点，虽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人对古代经典的师承传统以及‘序’、‘传’、‘笺’、‘注’、‘正义’、‘疏正’、‘经解’等等名目繁多的注解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一大奇观，是中国文化一个极有特色的、非常重要的基本解读方式”，⑥但其唯古是崇，唯经典是崇的读解倾向，仅是一种满腹经纶的“博学”，而不是追问原因的“创新”。则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尊经”复古保守传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与文论历代都存在复古与革新的斗争，且复古派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过了革新派，而革新派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第三，崇奉文化经典，主要就是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鉴和运用文化经典，但要根据现实要求借鉴和运用文化经典，又必须遵循一定的观念，运用一定的方法理解和解释文化经典，从中阐发出新的思想理论。诚如成中英先生所说：“‘阐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它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作出陈述与发言，表现阐释者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事实上，阐释自身即可被看为宇宙不息创造的实现。”⑦作为一种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就是一种阐释。但是这种阐释方式发展到清代朴学，由于其考据繁复，规矩森严，使得学问不易普及，丢失了广泛的民间基础，最终导致了经学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