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5-0042-16 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论及原始文化发展的原生状态时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不仅全球地域的十分辽阔以及地貌、生态的种种悬殊,可以使错落萌动着的幼芽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而且宇宙时间的无尽的悠远,又足以使大体同样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1]结构主义思潮,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回旋于欧美这样一个空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发展以至于繁盛的经历,在一个相当小的规模上,约略体现出类同于上述情状的发展状态。 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学派的处境日益艰难。1918年初,拥护二月革命、反对十月革命的什克洛夫斯基,因曾参与策划一起未遂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乱,而逃往基辅;虽经高尔基的斡旋,于1919年初被赦免回彼得堡,在已注册的学术团体“诗歌语言研究会”中从事著述,但因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些暴乱内幕在1922年初被披露,什克洛夫斯基于同年三月又仓皇出逃柏林。此后,他多次写信给高尔基表达后悔之意,并写信给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正式表示投降,在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奔走帮助下,什克洛夫斯基于1923年底重回前苏联。然而,20年代初关于形式主义的讨论渐次在政治上被上纲上线。O·M·勃里克在刊于《左翼文艺阵线》1923年第1期的《所谓“形式主义方法”》一文中说:“‘诗歌语言研究会’及其所谓的‘形式主义方法’,已变成了大大小小从事文学工作的牧师们用来吓唬别人的稻草人。企图用科学的观点大胆观察诗学的圣像,竟会引起人们无比的愤怒。这些人成立了所谓的‘与形式主义方法斗争同盟’。”[2]3“对形式方法很感兴趣”[3]41的日尔蒙斯基完全脱离了诗歌语言研究会,并“多次宣布他不同意形式主义者的原则”。[3]41-42托马舍夫斯基在1925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论文集中,刊出了一篇激愤的文章,题为《形式主义方法(代悼词)》,该文发端即云:“形式主义方法消亡了。”[2]139文章的末两行又说:“剩下形式主义者干什么呢?——去死。”“形式主义方法于是寿终正寝。”[2]147在这篇文章中,托马舍夫斯基还说了这样几句表现世态炎凉的话:“在这些年代,诗语研究会的拥护者这个圈子里团结得很紧。谁没有参加过诗语研究会哩!而眼下许多人又多么想使光阴倒流,把自己的名字从诗语研究会的名册上抹掉!”[2]141-142落花无情随流水。“诗歌语言研究会”解体了,什克洛夫斯基本人被调往莫斯科的一家电影厂编写剧本,他并多次在报刊上作自我批评,表示要悔改。不过,值得提及的是,他的《散文理论》1925年出版后,1929年又获再版。而雅可布逊则早在1920年就已移居布拉格。 1930年以后,形式主义在前苏联销声匿迹了。然而,它却在雅可布逊移居处重新起步、发展了。1925年3月,莫斯科学派创建十年以后,布拉格语言学家马提休斯与雅可布逊等人发起,仿效莫斯科学派的前例来建立布拉格学派。1926年10月,这个学派举行首次正式集会。接着又举行了许多集会,“很多以前莫斯科学派的成员都参加了活动”,[4]63因此,雅可布逊1965年还称布拉格学派为“俄捷小组”。[3]31928年,在海牙举行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日内瓦学派与布拉格学派“共同制定了一个结构和功能语言学的一般纲领”,[4]64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斯拉夫语大会,以雅可布逊、穆卡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特鲁别茨柯伊等人为作者的《布拉格语言学派论文集》被提交给了大会。会后,布拉格学派的名称便流播了出去。1935年,胡塞尔对布拉格学派作了“语言的现象学”的演讲。布洛克曼说:“二次大战之后,当时的气氛对结构主义的思想是不利的。特别是直到1950年为止,‘形式主义’还是一个贬义词,结构主义研究者的地位则与1926年俄国形式主义的地位相像。很多布拉格学派的成员移居到国外去了。”[4]68 雅可布逊1939年移居美国,他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讲授斯拉夫语言文学等课程。在欧洲,俄国形式主义重新受到注目,要到20世纪50年代了,一方面,雅可布逊与列维-斯特劳斯在学术上有交往与合作,列维-斯特劳斯曾回忆说:“我还记得,与罗曼·雅各布逊的最初的一次谈话,是关于语言和神话用来表现月亮与太阳的对立的方式。我们试图在各处指称太阳和月亮的词的词性方面,或者在表示它们的相应质量与发光度的语言形式上找出区别。我们很快承认,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在西方观察家看来如此彰明较著的二元对立,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可以用奇特而迂回的方式来表达。”[5]213另一方面,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其时编译了一本俄国形式主义的论文集,名曰《文学理论》,由雅可布逊作序,出版后在法国产生很大影响。勃兴的巴黎结构主义学派于是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为其渊源。 威廉·K·维姆萨特在《推敲客体》(1970)中说:“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当代巴黎时尚是多方面的:‘结构主义’既是人类学的,又是哲学的,语言学的(或在它发展最迟缓的分支上),又是文学批评的。文学的结构主义相当明显地是来自第一次大战期间的俄国形式主义这条线(1955年由维克多·厄里克介绍给了英语世界),以及战后即刻出现的布拉格语言学集团这条线。目前它正受到普通语言学的包抄与吞并。”[6]527-528布洛克曼说:“布拉格学派在1928年10月16日成立了。先是形式主义的,后是结构主义的思想,从这里影响欧洲的语言学。”[4]34“结构主义这个词是直到后来才出现的,也就是,直到1935年布拉格学派在布拉格集会,把它的活动和早先俄国形式主义加以区别,并且更明确地注意‘结构’的基本概念时才出现的。”[4]33“在捷克结构主义里,结构活动的轮廓首次清楚地显示出来了。”[4]62布洛克曼试图说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的相异处,却说得不周延;其实,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描述与分类成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基本表达方式,这使他们比较重视结构问题,以至于托马舍夫斯基说:“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2]76这正是同一思潮中两个学派相衔接的地方。威廉·K·维姆萨特说:“‘形式主义’既已被马克思主义的查禁搞得声名狼藉,‘结构主义’这个词就演变成可以接受的它在欧洲的对等物。”[6]528这一看法又过于强调了两者的相同处,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嬗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