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常生活批判的背景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1947年出版，之后作者感到话犹未尽，于1962年出版第二卷，副标题为《日常生活社会学的基础》；1981年更继而推出第三卷，副标题为《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生活元哲学）》。这三卷《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英译本1991年由米歇尔·特瑞比奇(Michel Trebitsh)译出，第二卷2002年由约翰·莫尔(John Moore)译出，第三卷2005年由格里高利·艾略特(Gregory Elliott)译出，三卷书皆由特瑞比奇作序。特瑞比奇在第一卷译序中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一向享有盛名，可是并不被人十分看好。一个原因在于作者被认为是一个业余的手艺人，只思耕耘，不思收获，没有将他改变日常生活的划时代构想，转换成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同时列斐伏尔的文风晦涩含混，跌宕多变，时而有似跑马，时而有似狂想曲，同哲学话语那种清晰明了、一针见血的论述风格，适如其反。故列斐伏尔的思想，好比一块石灰岩地貌，平静的地表下面暗流汹涌。暗流平日里目不可见，然一旦冲出地表，便成蔚为大观。特瑞比奇这个比喻，用在《日常生活批判》上应是再适合不过，其面世以来，从反应平静到赫然成为显学的历史，正相似这一暗流复苏，顿成蔚为大观的历史。特瑞比奇对《日常生活批判》做了高度评价。他回顾这部划时代著作的影响时说，列斐伏尔对1968年5月巴黎街头的学生运动，具有直接影响。法国本土对列斐伏尔多有低估，而把注意力更多转向马尔库塞和其他外国思想家，真是匪夷所思。相对来看英语世界对列斐伏尔要重视得多，像佩里·安德森、马克·波斯特等人，都是不厌其详地阐发列斐伏尔思想，视其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德国围绕日常生活的辩论，根子就在于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而视之：“比方说，我们甚至可以开始把它和哈贝马斯对‘体系’（专家控制的特定文化）和‘生活世界’（活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区分联系起来。故此很显然它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在1947年的语境里阅读《日常生活批判》，因为它不仅是亨利·列斐伏尔哲学和政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领域重组的一个十字路口。”①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毫不夸张。但即便列斐伏尔的1947年，它无论如何也是光彩夺目的。这一年他除了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还出版了《逻辑形式》、《逻辑辩证法》、《马克思与自由》、《笛卡尔》等一系列著作，当仁不让成为法国共产党的第一理论家。如当时青年评论家卡纳帕(Jean Kanapa)在《思想》杂志上撰文说，《日常生活批判》意味着哲学不复鄙视具象事物和日常生活，列斐伏尔以异化为马克思描述人类状况的关键概念，是把哲学引向行动，即是说，“批判”一语在这里是沿袭康德的传统，即它不光是对日常生活的冷静客观分析，而且是提供了最终改变日常生活的手段。列斐伏尔由是观之，便是当代生活哲学的鼎力倡导者。 《日常生活批判》一般认为是提出一个新的“日常生活”概念，取代马克思的“生产”，由此来探索社会发展的路径。日常生活这样来看，它的意义真是非同小可。具体来说，日常生活将同经济、政治三足鼎立，成为独立于前两者的第三个平台。但是取而代之以及究竟能或不能取而代之尚需时日验证，现在列斐伏尔在他日常生活批判的初始阶段，紧盯住的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很显然他有意说明，革命需要意识的转变，而意识的转变有赖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就列斐伏尔本人来看，第一次议及日常生活，见于他1936年出版的处女作，即与人合著的《神秘意识》。但列斐伏尔早期文字中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一个慵懒停滞的负面概念。即便如此，该书中列斐伏尔已经在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以恢复理论原初的革命力量，达成普遍人文理想。仅就列斐伏尔这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主要不是在于经济结构，而在于他从中读出的“革命意识”而言，这本身就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列斐伏尔将要显示，他的日常生活概念将有别于浪漫主义文学，也有别于超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观念。 《日常生活批判》的写作年代本身或可说明很多问题。书的构思在1945年8月到12月，出版是在1947年2月。这正是法国解放之后充满乐观主义的年代，相信不但法国在发生巨变，世界也在发生巨变。诚如该书1958年第二版中作者序里回忆说，1947年是中枢之年，具有两面性。一开始是战后的欢欣鼓舞，然后，从3月到9月，杜鲁门的围堵政策和日丹诺夫的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理论出台，加上法国驱逐共产党部长，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出台，短短数月之间，一切回归原点，包括《日常生活批判》这本书本身的命运。新生活的期望，战前“完人”的主题，一切重归寂静。反观这一时期列斐伏尔著作围绕的三个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异化理论的中心角色，可以想见列斐伏尔开始被党内视为异端之后的辛酸心情。因为重理论轻实践的指责，列斐伏尔成为法共内部展开自我批判的第一人。1949年他在《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第4期上刊文检讨将马克思主义过于知识化、理论化，过于依赖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耽于哲学思考而疏于行动。这似乎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列斐伏尔因此也成为新生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正是与法共的分歧，导致列斐伏尔退守相对争议较少的文学和美学批评领域。这一点很可以比较卢卡奇的类似策略。事实是从1948年到1957年这十年间，列斐伏尔再也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著作，其间他撰写过狄德罗、帕斯卡尔、缪塞和拉伯雷的论著，还出版过一本《美学导论》，唯这些著作的辩证视野，可以说是间接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