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2年4月15至18日，在湖南长沙由北京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与湖南师大文学院联合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和学者近百人，就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1、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全球化”话语在当代中国学界非常热潮，它由西方学者发明，但进入中国学界后，它全面激发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学者们追问，全球化在当代中国是一种现实呢，还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中的语境呢？民族性是中国人的某种实有属性，还是特定时代背景中的人文建构呢？全球化（或全球性）与民族性（或中华性）究竟是何种关系？会议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热烈的争鸣和呼应，显现出当代人文思想的立场、机趣及现实关怀。 清华大学肖鹰认为，全球化在当代中国已经是生存现实，它不仅意味着物质科技、生存方式和生态层面上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民族心理在全球化的新浪潮中得到重新塑造，具体表现为当代社会中生存价值体系的紊乱、语言表达体系的紊乱、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文学写作中写什么重新成为问题等。中国人民大学张法则强调对全球化话语的考察必须基于“世界史”意识的背景，全球化其实是二战以来又一轮世界化进程的“新浪潮”，而民族性问题其实是对全球化进行本土理解的“焦虑”。因此既要警惕把民族性实体化，走向民族主义的危险，也要在世界史意识中坚持具体的理解，从而形成自己明确的问题意识。扬州大学姚文放则不同意对“全球化”的语境化理解。他认为不能只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不能把“全球性”等同于“世界性”，现在谈论“全球性”应有其特定内涵，比如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生态环境、恐怖事件等方面文化上所形成的各种问题：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工具逻辑与技术理性、传媒强制与文化商品化、生态恶化、恐怖阴影等。 在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上，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认为，全球化与民族性无疑是个悖论，当今全球化其实是西方主导，但民族性的口号也值得反思。现实的策略是在充分发展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同时，挖掘出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并发扬光大，用先进性在全球化和民族性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两者相辅相成： 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以20世纪初第一代学者章太炎等人切实从事整理民族语文、改革民族文学和重建民族文化为例，强调民族文化问题，包括文化的冲撞、对话和共享，其实是多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抗拒和变迁的常态。就民族文化自身而言，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从来都行不通，民族文化的创造必须以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为本位，激活传统，接引异质，经过催化、磨合和整理，塑造出本土的具有新质的现代文化。 考察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为了协调主体进行文化生产时的方向和立场。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认为，民族性其实是一种关系词，它必须以世界意识为条件，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是懦弱和愚蠢的。但另一方面，在充分意识当代世界与时俱进的同时，又要尊重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个性与历史，并且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承传者和发扬者，当代知识分子要站稳立场，接受使命，“重返民族”，以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己任，在后现代性，语境的平台中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吴炫则认为，当代世界存在着全球化需求和民族化需求的双重背景，但文学民族性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求同和辨异的问题，其根本和关键是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造的问题。南开大学王志耕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应受到精神与文化的制约，而文学民族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抗拒全球化。 2、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出路。与会学者全面深刻地反省了传统观点中的普遍主义的进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并且就民族文化的出路和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也存在着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两大立场，而各民族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趋同化和趋异化的紧张。他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发展应该冲破过去机械的进化论，保持民族个性，汇合时代精神。而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发展都必须坚持历史的和人文的双重维度，以人为本，以此来发展我们的“开放型的民族文学”。这一观点引发了许多与会专家的共鸣。辽宁大学王向峰认为，文化文学上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跨国的交流与共享，因此各民族应该克服自身限度，并最大可能地参与全球化文化与文学创造。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实现广泛的高质量的文化创造。深圳大学胡经之认为，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本身也就是审美现代性的发生过程，因此在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中，国际方面的交流要继续扩大和深入，同时在审美文化格局上必须促进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足鼎立，注意民族文化整体格局互动沟通、与世俱进，焕发具有时代感、人性化和超越性的新审美精神。山东大学陈炎认为，中西文化在民族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等层面上都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但未来的21世纪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雄霸天下、一统世界，中西文化之间其实存在着多元互补的可能性，未来的世界文化很可能东西方文化结合统一的局面。 3、文化与文学民族性及其创造性化生。与会代表强调，借鉴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思想和批评实践，以史为鉴，思想现实，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出路及其策略的重要路径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以20世纪上半叶俄国文论为例，分析形式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生和发展，指出文学理论的革新创造都必须在充分接受世界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同时，立足于民族生活的现实和文化文学的实践。只有这样，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才可能在现实基础上、文化传统中、时代催化下实现创造性化生。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系统地清理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借以反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往往失去其社会批判功能而走向消费主义，形成虚假的“人为的公共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对重建文化现代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