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建制与现代主义文学①思潮的兴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易晓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现代工业化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建制之间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工业化建制所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还有人的心态构成的转变,这导致了包括人的价值尺度等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总体转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正是对工业化转型的回应,既是对它的实录,也是对它的反抗。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6-0099-07

      现代主义文学以陌生、另类、奇异的面貌,横空出世,以“非连续性”实现了对文学的大改写,形成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断裂”。因此,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文学,刚出现时因其怪异而遭到受众拒斥。自诞生以来,它经历了被否定——被肯定——被推崇的历程。100多年后的今天,它无疑沉淀与凸现为文学史上尉为壮丽的奇观,早已被公认为是精英绽放的文学,成为值得我们不断审视与反思的最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也有过被视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学而遭封杀的历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允许写进教材。开始一段时间,对它的研究因袭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产生的是无效批评。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原因,各类教材均雷同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等,这类观点的意识形态性超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之上。中国最近20多年现代化的推进,使我们获得了对现代主义的体验式反思与审视的基点,它有助于非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立场的形成,这对于强调艺术自律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现代主义情绪的普遍蔓延,也说明它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有经验。本文从这种客观立场出发,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建制。

      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性,来自它与时代转型的微妙关系。它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建制的反应式产物,植根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但它又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对应式的反映物与对等物。现代主义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主导潮流之间有着相一致与不相一致的复杂性。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确实是与新型的工业化社会建制相伴生;而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独立的身份,从艺术与审美的立场审视现代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对现代社会制度予以质疑。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西方的社会体制之间存在一种混合纠结的奇异关系。正如阿多诺所说,“真正的现代艺术与其说是不得不设法对付发达的工业社会,还不如说是不得不从标新立异的立场出发承认发达的工业社会。”[1](pp.59~60)

      一

      现代工业社会的建制与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只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变革,或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更不止是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变化,而根本上是一种制度的转换。M·舍勒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人的身体、内驱、心灵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在其实际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2](p.207)它是一场包括社会结构与人的心态结构的双重重大转变的总体转变,导致了人的理念的颠覆。舍勒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3](p.20)这种深刻的变革造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断裂”(discontinue)。然而,这种断裂,在其开始发生的初期,尚未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原因之一是,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场大的变革,都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政权更迭,然而这一次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没有口号,没有政权或反政权的阶级斗争,甚至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它是在非政治化中悄然发生与完成的一场工业化社会的建制转换。原因之二是,进化论思路的影响使人们习惯性于连续性与发展性,对历史中出现的这种“非连续性”与“断裂”,则感觉较迟缓。

      吉登斯深刻地总结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裂变,他认为“断裂”,是“指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4](p.3)“断裂”具体体现为:其一: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二:社会巨变覆盖全球范围;其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他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4](p.4)

      能在最初的时刻便感知到现代主义到来的,是最为敏感的文人与艺术家。代表性的最著名的言论来自英国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曾如此具体地写道:“1910年12月,或者说,大约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特性发生了改变”。[5](p.421)

      人类特性的变化,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当然不可能具体到某一时刻,因为它们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社会体制的建构。过去,在中国,学界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断或称帝国主义阶段。它究竟是源于资本主义还是源于工业化体制,这里涉及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给我们做了区分。他主张将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而不是谁臣属于谁的问题。他的依据首先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4](p.49)具体地说,工业化建制的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它的扩张性与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所建构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因此,可以看出,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主要不是源自资本主义,而是源自工业化建制中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烈刺激,工业的开发,世界市场的形成等。那么,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对工业化社会的回应,具体在文学领域做一个区分的话,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欧也妮·葛朗台》等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可视为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种回应性表述。与它们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相比,现代工业社会则生成出象征主义、意识流与表现主义等新的文学流派。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