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如果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算起，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①在中国文论研究中，西方理论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提出“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学术理念。②朱自清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写书评时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的意念，可以“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正是由于西方思想的输入，才产生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③ 在新世纪的语境中，中国文论要有新的突破，深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即中西比较诗学——仍然是很好的出路。正如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Y.Liu)所说：“只有把两种不同传统的诗学文本并置在一起，我们才能凸现每一种传统的独特性。”并且，这种并置“能使我们认识到每一种传统对于语言、诗歌、诗学和解释的隐含设想，从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为真正的比较诗学铺平道路。”④ 海外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因为更直接地受到西方语境的激发，所以常有独特的角度和看法。本文旨在梳理海外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和西方汉学家）的比较诗学研究，从中归纳出三种研究形态，并希望这些考察和分析能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一种形态：对应 中国文学理论进入西方世界，最初是作为儒家经典西译的附属品，随着经学研究一起零零星星地出现的。因此，毛诗序和历代《诗经》评注最先为西方学者所注意。 1911年，法国人类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名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出版，这本书试图证明《诗经》的《国风》来自民间，并且都源自上古中国的各种节庆仪式。葛兰言参考了《诗经》传笺的解释，但是他不打算接受这些解释，认为它们很“荒唐”。对于儒家伦理化解释中隐含的诗学思想，究竟用西方文学传统的哪个概念来描述，葛兰言还不是很肯定，所以他一时用“象征主义”，一时又用“讽寓式诠释”。⑤ 到了1937年出版的英译本《诗经》中，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专门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古代《诗经》研究的文章附于书后，就直接以“讽寓式诠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为题。韦利认为《诗经》中至少有120首恋歌，它们要在儒家社会中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就必然用讽寓的方式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方式，西方读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圣经》注解中找到，特别是《诗篇》和《雅歌》的解释：如《雅歌》诗句“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中的“苹果树”就被解释成基督的十字架。韦利还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春秋时期的“赋诗”传统，他怕读者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就举出英国社会中的相似传统：18世纪时，英国国会议员经常引用维吉尔(Vergil)的诗句，如果不熟悉维吉尔的诗句，就可能丧失政治前途。比如伯克(Burke)，非常喜欢引用维吉尔，他曾用特洛伊木马的诗句来隐射法国的商业阴谋，冀以提高英国国会的警惕。⑥ 葛兰言和韦利，都用了“讽寓”这个西方概念来解说中国的《诗经》诠释传统，本意是想沟通两种不同的文化。所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在西方文化中寻找类似或对应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传统，以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感。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分处于世界的两端，缺少事实上的联系，要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可比性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虽然可比性不等于相似性，但是，在相隔甚远的中西文学之间发掘相似性的意图，激励着很多研究者。因此，寻找类似物或对应物，成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常见形态。如刘若愚曾借用“巴洛克”(baroque)这个西方概念来分析李商隐以及中晚唐的诗歌美学，并直接以此作为李商隐诗歌英译本的副题，称李商隐为“九世纪巴洛克式的中国诗人”。⑦ 在中西文学理论中，寻找概念或术语的“对应”，相应的成为比较诗学的常见形态。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在《人间词话》英译本前言中就宣称：“印象派(impressionists)、形式主义(formalists)、象征主义(symbolists)以及许多其它流派，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自己的同道。”中西文学思想当然不会完全等同，所以，这些研究者也在同中辨异。李又安认为，中西文学理论的最大差异是表述方式的不同：中国批评家认为读者和自己有相同的素养，已经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所以只用最简练、最模糊的语言给读者以暗示，而西方批评家总是在费力地分析和解释。⑧ 刘若愚197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理论》，是在中西文学理论之间寻求“对应”的一次全面、深入的尝试。他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分为六大类，然后找出各自对应的西方理论，辨析异同。如文学表现宇宙之“道”的理论，刘若愚称之为中国的形而上理论(metaphysical theories)，并将它分别与西方的模仿理论、表现理论、象征主义、现象学加以比较。他发现中国的形而上理论与西方的模仿理论在基本倾向上契合，都指向“宇宙”，但是关于什么是“宇宙”以及“宇宙”、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又有不同之处。模仿理论中的“宇宙”可以指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或是超自然的理念，三者之中最后一种最接近中国的形而上理论。形而上理论和西方的表现理论在基本倾向上不同，后者指向“作家”，但是它们对于作家与宇宙之关系的看法相似，都对主观与客观的合一有兴趣。所以，刘若愚把中国的形而上理论定位为“介乎模仿理论与表现理论之间”，这三种理论“就像光谱上的颜色一样，从一种逐渐变成另一种”。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认为大地万物是“上天的应照”，这与刘勰关于天之“文”与地之“文”平行对应之说也有契合之处，但是前者认为自然的奥秘要等待诗人的解释，后者认为自然不需要解释，诗人自发地体现自然之道。波德莱尔的“应照”有三个层次：各种感官材料之间、感官世界与诗人心灵之间、感觉世界与超感觉世界之间，只有第三种和中国的形而上理论一致。马拉美的理论则和中国的形而上理论有“更深一层的类似”，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马拉美对“美”的尊崇和以诗取代宗教的想法，在中国理论中都找不到对应。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