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2.02 诞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的十几年里，由文人结社而形成的文学社团，是其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方式。而在192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进入中国，被中国的理论家接受与传播的时候，也主要是经由文学社团这一平台完成的。一个理论家在当时流行的多种文艺理论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接受与传播的对象，而且在可能接触到的具有不同理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中，选择具有某一种指向的理论流派作为接受与传播的对象，并不完全是由理论家个人对文学问题的前理解与理论兴趣决定的。对多数理论家而言，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所在的文学社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学立场，以及特定时期文学实践的需要有关。而导致理论家在对所接受的理论进行解释时向某一方向发生偏离的原因，也往往与其所在文学社团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实践需要有关。 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后的几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传入中国，但人们还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政治学说或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并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整个192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对文学有很大兴趣的陈独秀、瞿秋白，在领导人的岗位上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应付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形势上面，根本无暇参与文艺战线的斗争，也没有认真关注过国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更没有列在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瞿秋白虽然早年在苏联时关注过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实践，但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实际上与他1931年初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人排挤出政治局常委，在“赋闲”的状态下开始介入“左联”的事务有关。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在当时，参与并推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体，也是身处文学社团中的理论家。 据文学史家考证，最早提出“革命文学”这一主张的，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7月30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文学研究会也是中国较早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社团之一。1924年，郑振铎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一书，这是中国系统介绍俄国文学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对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观点，并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思想。茅盾在1925年的《文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长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主要结合苏联的文学实践，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特点及其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之所以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兴趣，是因为其一些立场与观点，同他们最初提倡的“写人生”“人道主义”“血和泪的文学”“泛劳动主义”“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工作”“自然主义”等文学理念之间有着可以对接的地方。茅盾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在建党初期(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虽然茅盾也在尽力为党工作，但在文艺主张上，他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而茅盾从早年宣扬自然主义文学观，到后来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并不使人感到突兀，这主要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中提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从而与之前的文学主张很好地实现了对接。在接受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候，茅盾的身份主要还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而不是中共文艺思想的代言人。没有资料显示，茅盾是受到党组织的指示，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的。而据茅盾自己回忆，文学研究会刚成立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只是因为其工作环境的方便，受党的指派，承担了外地党组织或党员与在上海的党中央之间联络的工作①。正是因为茅盾代表着文学研究会的理论立场，使得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创造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创造社是在国内发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文学团体。而早在挑起“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创造社中的一些人物就开始接触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来的创造社领导人在介绍创造社的历史时，常常强调国内第一篇将文艺问题与阶级斗争学说联系起来的文章是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发表在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上。尽管他们也承认，郁达夫当初在文章中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存在较大差距。创造社的灵魂人物郭沫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的记载是1924年，这一年，他在日本翻译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5年，郭沫若宣称完成了文艺思想的转变②。1926年，他相继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两篇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扬“革命文学”的文章，提出“革命文学”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之类的主张。而在从事上述工作时，郭沫若并不是中共党员。他直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才加入中共。创造社后期的理论家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人，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其思想深受当时在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派“福本主义”的影响。而随着他们在1927年回国，作为创造社的新生力量，以“革命文学”为口号发起对鲁迅、茅盾、张资平等人的批判，这种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被带进了国内。这时候，他们也都不是中共党员。创造社后期的骨干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李铁生等人加入中共，是在1928年中共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潘汉年出面调停左翼文学内部关于“革命文学”论争，阻止他们对鲁迅、茅盾等“五四”作家进行攻击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