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8)04-0149-07 日本近现代文艺学、美学对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影响，具有当初西方对日本的同类影响的几乎全部特征。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给予中国美学、文艺学一个学科的名称，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范畴、概念、术语及文艺、审美观念和学科体系、方法论等学科构成的奠基性、根本性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巨大影响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性特征，形成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内在发展理路，表征为中国文艺学、美学现代形态的发生和发展。 一、范畴、概念、术语的输入 综观我们今天文艺学、美学中使用的一套规范的范畴、概念、术语，大部分是从日本移植而来。而日本的现代日语词汇，绝大部分又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文书籍时创造出来的。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语涌入中国。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入的认识：“近代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之是已。”[1](P111)王国维的“文学”当是就广义而言的文化。 王国维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引进新学语，而且也在文艺实践中切实履行之。以《〈红楼梦〉评论》为例。《〈红楼梦〉评论》中不仅已经出现了“自律”、“他律”等西方文艺学术语，而且通篇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观点和学术话语来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第一次破天荒地将“悲剧”作为一种范畴从西方输入中国，用西方现代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成为近代中国引进欧西新学语、开风气之先的少有先驱者之一。而诸如“自律”、“他律”、“悲剧”等概念、范畴，王国维又不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而是通过在日本接触到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而间接引进中国的。实际上，这种间接引进的方式已经成为王国维及当时许多学者介绍新概念、新术语的基本方式。王国维曾经引进并使用过的文论和美学领域的词汇，还有下面一些：“美学”、“美术”、“艺术”、“纯文学”、“纯粹美术”、“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优美”、“宏状”、“高尚”、“感情”、“想象”、“形式”、“抒情”、“叙事”、“欲望”、“游戏”、“消遣”、“发泄”、“解脱”、“能动”、“受动”、“目的”、“手段”、“价值”、“独立之价值”、“天才”、“超人”、“直观”、“顿悟”、“创造”、“现象”、“意志”、“人生主观”、“人生客观”、“自然主义”、“实践理性”等。这些术语，其中当然也有王国维的天才独创，少量或出自对传统美学观念的转化，但主要的则是经由日本从欧美转译，进而用日语书写的。它们作为区别于传统文论和美学的“自治”观念，而重在强调现代“他治”观念的文论话语，流传至今，成为当代美学、文学理论界经常使用的基本术语，也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坛巨擘梁启超，在输入新的文论话语方面，也堪称楷模。梁启超所输入并使用过的文论概念、术语，大致有以下一些：“国民”、“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新小说”、“写实派”、“理想派”、“浪漫派”、“情感”，以及后期的“象征派”、“文学的本质和作用”等。且不论梁启超的文学观、美学观如何，单单就他所引进的这些新的学术语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为当代文论家、美学家乃至众多文化人士笔书口传，梁启超的发轫之功便足可与日月同辉了。其他如“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派别名称，“真实”、“反应”、“表现”、“再现”、“形象”、“典型”、“个性”、“环境”、“本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直觉”、“理性”、“内容”、“斗争文学”、“自然生长”、“目的意识”等文论和美学术语，也肇始于此新学语之输入浪潮。据陈慧、黄宏熙主编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词典》统计，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个，其中文论术语533个，光常用的就有126个，其数量之巨着实惊人。 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本体。语言不光作为文章内容的形式载体和外壳而存在，而且作为文章的精神意蕴的显在表征而存在。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中，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语言中存留着无数种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踪迹，它是种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呈示。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范式。来自或转自日语的新的语词、概念、术语，为中国思想界摆脱“之乎者也”的吟唱模式，确立新的文体，提供了新的符号载体，从而为当时译介日本和西方作品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语词而来的日本和西方新的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文体为之遽变，新文体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品格，为当时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方便，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语汇。正如实藤惠秀所指出的：“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掺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2](P291)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一些旧人物包括极个别留学生的不满。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就将这些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讥刺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大声疾呼要慎用新名词，否则会导致“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尽管这些反对者是从民族感情出发，或者是基于维护汉语纯洁性的考虑，也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然而，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合的过程中，外来词汇，包括日语词汇的引入，已经形成了难以驾驭的大趋势。客观地看，近代的那些译著一开始就在为中日文论关系逆转做准备，或者说，在中日文论关系发生逆转之前，它们就从词汇的角度作用、影响于中国文论。究其实质，则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存在不足，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式，以改造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之所以能够成就如今这样丰富浩繁、难以计量的词汇之海，正是在一开始就不拒绝、不排斥从多方吸纳养分的结果。
